1949年，潜伏在台湾的陈宝仓意识到，他的身份早晚会暴露，为了消除后顾之忧，他将妻子和4个孩子都送去了香港，自己则留在台湾！

这个安排乍一看不太寻常，一家之主把老婆孩子往外送，自己留在最危险的地方，图什么。答案要从他这个人的经历里找。

陈宝仓是北京人，家里穷，父亲在琉璃厂古玩铺子当伙计。

14岁那年父母双亡，剩他一个人。后来考上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进了晋军，从排长干起，一步步往上走。

1938年在安徽宣城打仗，一发炮弹在他指挥所旁边炸开，弹片切进右眼下方，视神经断了，右眼从此塌陷。

伤没养好，他就转到张发奎的第四战区继续干。

同一年，国共两党正处在合作阶段，周恩来当时是政治部副部长。

陈宝仓在一次联席会议上见到周恩来，两人握了手。这次见面之后，他做事的路数开始变了。

变化不是嘴上说说，是真落到了行动上。1941年他在广西靖西当中越边境指挥所主任。

越盟的人越境躲追捕，按规矩该抓，他却下了口头命令，别管他们。

后来胡志明也到了靖西，陈宝仓把他接进指挥所，关起门谈了一下午。

胡志明后来想给越南那边的同志报个平安，写了张用米汤写字的纸条托付给他。

陈宝仓绕了一千多里地，把信送到了。这件事后来被人告了密，这也是他身上"资共"嫌疑的一个源头。

1945年青岛受降，陈宝仓站在台上接过日军指挥官递上来的指挥刀，这一仗给他挣了不少名声。

但名声归名声，"资共"这顶帽子始终没摘掉。后来他调任第四兵站总监，管军需物资，好几批物资最后流到了解放军手里，被王耀武查出来，他因此被免职。

这几件事串起来看，就不是一时冲动了。

从跟越盟人员打交道，到给胡志明送信，再到军需物资的流向，十年间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指向同一个方向。这也解释了后来那个安排。

1948年底调令下来要去台湾，他心里清楚这一趟意味着什么，走之前先把家人送去了香港。

妻子师文通问他什么时候回来，他说很快。

这不是实话。到了台湾，他住进台北一幢日式旧房子，在国防部上班，常去见一个人，叫吴石。

两人是保定军校的老同学，情报拆成暗语，写在书籍的边角上传递。这种传递方式效率不算高，但胜在隐蔽，一本书翻过去谁也看不出名堂。

纸包不住火的时候还是来了。

1950年3月，蔡孝乾被抓，保密局从他身上搜出一本通讯录，顺着线索一路查下去。

保密局的人闯进陈宝仓家时，他正在书房写信，信只写了一半，抬头写着"文通"两个字，是他妻子的名字。

查抄的人还在一本《工程力学》的夹层里翻出一份手写情报，是他前一晚刚整理好、还没来得及送出去的。

吴石也在同一时间被捕。

这里有个细节值得多说一句。

他被抓时手里那封没写完的信，收信人是提前送走的妻子。这说明他心里很清楚风险有多大。

把家人先支走这个决定，不是一时谨慎，是提前给家人留了退路，他自己没打算留退路。

1950年6月10日，陈宝仓在台北马场町被枪决，身边没有一个亲人。遗体和其他政治犯一起堆在卡车上。

两天后，他生前帮过的陈克敏、唐辉麟去认领，唐辉麟徒手一具一具翻，认出了右眼塌陷的那具。

火化厂开价六百台币，唐辉麟拿出自己攒了大半年的津贴付了钱。

骨灰盒取出来时还烫手，他用破布垫着抱走，装进一个印着"台糖"字样的帆布袋。

骨灰要运回大陆，这一路也不轻松。师文通找了个十七岁的姑娘殷晓霞，是陈宝仓女儿的同学。

船到香港那晚，殷晓霞用麻绳把骨灰盒绑在胸前，从船尾跳进海里游泳上岸。

海水呛进嘴里，骨灰盒压在胸口，游到后来手臂发沉、腿抽筋。

脚碰到底才算到岸，骨灰盒外的漆已经被海水泡得起了白霜。

一个十七岁的姑娘，为了护送一份骨灰能拼到这个地步。这背后其实是当时地下工作者之间那种朴素的信任和担当。

认领遗体的、凑钱火化的、泅海护送的，没有一个是本职任务，全是自发的接力。

这种接力放在今天的语境里理解，更像是一种超越具体身份的情义，你帮过我，我记着，危难时候能顶上去。

陈宝仓的骨灰后来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每年清明有人去扫墓。

这段经历放在今天回看，最打动人的地方不是他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他在能预见风险的情况下，依然按自己认定的方向走到底，还提前把亲人摘出了危险区。

这种把风险留给自己、把安全留给家人的处理方式，放在任何一个年代，都是一个人对自己选择最诚实的交代。

文章来源：重庆日报《陈宝仓潜伏身份证明，首次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