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墟,日军指挥部大门口。哨兵扫了一眼提着菜篮子往外走的"小陈翻译",枪往肩上一扛,连搜都不搜就摆手放行。这个瘦弱的十三岁孩子,在他们眼里连"翻译"两个字都够不上分量,更别说别的。

大众看到这一幕，第一反应大概是，这孩子从此就是给日本人卖命的人了。

往后的事，要等投降那天才谈得上"反正"。可参考文章里记的却是另一码事。

这孩子一进司令部，就已经在借买菜的空当，把日军的情报一条条送了出去。

他的"翻译"这个身份，从第一天起就是掩护，不是后来才补上的觉悟。

陈敏学穿着改小的日军翻译制服，袖子长得要挽起来，帽檐压得低，遮住半张脸。

日军上下都叫他"小陈翻译"，没人把这个十三四岁的孩子当回事。

那时欧战接近尾声，太平洋战场上日军节节败退。

华南日占区却反而绷得更紧，扫荡和清乡一次比一次频繁。

陈敏学不是本地人，1929年出生在香港。家里穷，父亲做小工，母亲在纱厂做工。

1938年战火南烧，一家人跟着逃难的人群到了宝安。

日军占了这里，办起"公学"，挨家挨户抓中国孩子去读书学日语。

陈敏学脑子快，几年下来日语说得比谁都流利，连日本教官都夸他"天才"。

1943年，日军在占领区招翻译。

陈敏学个子矮，年纪小，看上去毫无威胁，又会讲日语，直接被招进了日军驻深圳某部的指挥部。

起初，陈敏学只是干些杂活，帮日军军官誊写文件，偶尔翻译几句简单对话。

可就是这个位置，让他看清了日军内部的虚实。

他在走廊上端茶倒水时，听到了日军调动驻防的消息。在翻译文件时，看到了日军扫荡的路线图。

这些消息如果送到东江纵队手里，能救下不少人的命。

怎么送出去？陈敏学想了个办法。

他每天下午固定去集市买菜，篮子里除了萝卜青菜，还藏着折叠成小块的纸条。

日军哨兵看他是个孩子，又是给厨房办事，搜也不搜就挥手放行。

一份份情报，就这样跟着萝卜青菜出了司令部大门。

有一次，日军计划连夜包围宝安某村，清剿游击队。

陈敏学在午饭时从军官谈话中听到了地名和时辰。下午买菜时，那张纸条就进了村。

危险当然有过。一次，日军怀疑内部有人泄密，把几个翻译集中起来盘问。

问到陈敏学时，一个日本军官盯着他，用日语问："小孩，你有没有看到谁乱说话？"陈敏学抬起头，脸上没什么表情。

他说："太君，我整天就在厨房和誊写室，谁说话我也听不懂，我就想着晚上能不能加块肉。"

旁边的日军听了哈哈大笑，摆摆手让他走了。那年他刚满十四岁，手心全是汗，脚步没乱。

还有一次，日军带着他去村里认人，说是要抓游击队。

陈敏学走在前面，看见路边茶馆里坐着几个东江纵队的联络员。

他故意用中文大声对日军说："太君，这家茶馆闹鬼，上次有人在这儿被枪毙过，晦气得很，去不得。"日军迷信，一听这话，捂着鼻子绕开了。那几个人因此脱险。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到那天，整个宝安县城都沸腾了，百姓涌上街头。

日军指挥部里一片混乱。陈敏学换上了一身粗布衣裳，走出了那栋待了两年的大楼。

东江纵队的同志公开了他的身份。

原来，这个在日军眼皮底下端茶倒水的小翻译，一直给根据地传递情报。

那些年，他送出的大小情报有几十份，掩护过的同志更是数不清。

当地百姓这才知道，那个每天低着头进出日军司令部的小男孩，腰杆一直硬得很。

后来有人问陈敏学，那时候怕不怕。他坐在村头的老榕树下，点上一根烟。

他说："怕啊，怎么不怕。怕的时候就想，我做成了这件事，村里就少死几个人。想着想着，就不抖了。"

如今深圳墟的老街上，青石板被磨得发亮，早不是当年的样子。

有人问起陈敏学，老一辈还会指一指当年那座司令部旧址的方向。

从被招进那座大楼当翻译那天起，这孩子就没打算真的替谁卖命。

文章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