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界陈枫提议：生命权大于隐私权，艾滋病应参照疫情期间健康码赋码方式公开管控。

这个提议代表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估计就少数艾滋病人和家属及子女在国外的可能不认同，但不能为了少部分人的隐私而置大部分的健康而不顾。

能获得这么广泛的民意支持，从来都不是偶然。说到底，是这个提议戳中了很多人心里藏了很久的顾虑——在艾滋病防控这件事上，普通人的知情权和健康权，到底该放在什么位置？

艾滋病不是普通的疾病。它目前无法彻底治愈，一旦感染就要终身服药，不仅身体要承受长期负担，生活、工作、婚恋都会受到巨大影响。更关键的是，它的传播路径十分隐蔽，普通人很难通过外表判断对方是否感染。

这些年，公开报道过的恶意传播案例，每一个都让人揪心。当年的朱力亚事件，一名女大学生被外籍男友隐瞒HIV感染史，最终不幸染病，人生轨迹彻底扭转。武汉、广州等多地的高校，也都出现过外籍留学生隐瞒病情，与国内学生交往导致传播的情况。

就连普通人的日常婚恋，都可能碰到风险。有人明明知道自己携带病毒，却故意隐瞒，谈恋爱、结婚都不告知对方，也不做防护措施。等另一方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经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后果。

按照咱们国家现行的《艾滋病防治条例》，艾滋病感染者的个人信息属于隐私，受到法律严格保护。这个规定的初衷是好的，是为了避免患者受到歧视，鼓励他们主动检测、规范治疗。

但任何权利都不该没有边界。当个人隐私的保护，变成了恶意传播的保护伞，伤害到无辜普通人的健康甚至生命时，这个平衡就该重新掂量了。

现实里，很多恶意传播的人，正是靠着“隐私保护”的名义有恃无恐。受害者往往事后才知情，想要维权却困难重重，举证难、立案难，最后大多只能自己吞下苦果。

正是看到了这样的痛点，陈枫提出的“生命权大于隐私权”，才会得到这么多人的认同。这本来就是最朴素的法理常识：生命健康权是所有公民权利的基础，没有了健康和生命，其他一切权利都无从谈起。

疫情防控这几年，健康码模式已经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公共卫生管控手段。用数字化赋码的方式，精准识别风险、分级管控，既能守住公共安全的底线，也能最大限度减少对普通人正常生活的影响。

有人说，艾滋病和新冠不一样，新冠传播快，艾滋病传播相对慢，没必要用同样的方式。可传播慢不代表危害小。新冠大多是轻症，愈后基本没有严重后遗症，而艾滋病是终身性的致命疾病，一旦感染，影响的是一辈子。

也有人提出反对，认为赋码公开管控会加剧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导致很多感染者不敢去检测，反而转入地下，更不利于整体防控。这个顾虑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不能成为放任风险的理由。

赋码管控不等于全面公开信息，更不等于要歧视患者。它可以是分级、分场景的风险提示，只在婚恋、就医、献血等关键场景生效，给不知情的普通人提个醒，而不是把感染者的信息昭告天下。

就像当年的健康码，也不是不让风险人员生活，只是限制他们进入特定公共场所，避免扩大传播风险。这套逻辑平移到艾滋病防控上，完全有可行的空间。

站在绝大多数普通人的角度，这个提议的出发点再朴素不过：我们不想歧视任何人，也不想打扰谁的正常生活，我们只是想拥有最基本的知情权，保护自己不被无端伤害。

十几亿中国人里，绝大多数都是健康的普通人。我们每天正常上班、谈恋爱、结婚生子，不该为别人的恶意隐瞒买单。这份对健康安全的诉求，是最正当、最普遍的民意。

反对的声音当然存在。一部分是感染者和他们的家属，担心隐私泄露影响正常生活，这份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也有少数人，因为自身生活圈子或者亲属在国外，觉得严格管控会带来不便。

但公共政策的制定，从来都是以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根本。不能因为少数人的顾虑，就让多数人暴露在健康风险里。个体的隐私很重要，但大众的生命健康更重要。

当然，从提议到落地，中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赋码的范围怎么划定，信息安全怎么保障，怎么区分恶意传播者和规范治疗的普通患者，怎么避免权力滥用和信息泄露，这些都需要反复论证、细化规则。

但方向对了，就不怕路远。陈枫的这个提议，最可贵的地方，就是敢于打破“只谈隐私保护、不谈大众安全”的惯性，把普通人的生命权重新摆回了第一位。

这些年，我们见过太多无辜受害者的遭遇，听过太多普通人对防艾盲区的担忧。这个提议之所以能一呼百应，就是因为它说出了大家藏在心里很久的话。

有良知的中国人，都能看懂这份提议背后的善意。我们点赞的不是某一个人，是这份为大众健康发声的勇气；我们支持的也不是极端管控，是对每一个无辜普通人健康权的守护。

公共卫生的天平，终究该向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倾斜。生命权大于隐私权，从来都不该是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