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于右任专程从台湾赶回重庆接妻女，到了门口才知道，妻女几天前刚去了成都，1949年秋，一个老人站在重庆一栋空屋的门口，邻居告诉他，你妻女等了你好些天，前几日刚去成都了。

那个邻居说完这话，就缩回自家门洞里去了。老人站在石板路上，手里还攥着从台北带来的半块腊肉，油纸包得整整齐齐。他愣了好一会儿，才把腊肉搁在门槛上，自己靠着门框慢慢坐下来。重庆的秋天潮得很，青苔从墙角爬到他的布鞋边上，他也没挪脚。

这趟路走得不容易。从基隆港挤上那条军方的运输船，海浪打得他三天没吃下东西。船上的人谁也不知道这位白胡子老头是干嘛的，只当他是个跟去台湾又跑回来的普通乡绅。于右任没跟任何人提自己的身份，到了上海港转内河船，一路溯江而上，船票还是跟一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换的，他把自己的钢笔给了人家，换来一张三等舱的铺位。年轻人乐坏了，他也没觉得自己亏了。

可到了家门口，人没了。邻居那句“等了好些天”像根刺，扎在他心口上。他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她们等了多少天？十天？半个月？每天是不是都扒着这扇木门往外看？他女儿才十几岁，妻子身子骨一向弱，成都那边又没有亲戚，她们去了投靠谁？这些问题一个接一个冒出来，可他一个答案也抓不住。

说句不好听的，于右任心里清楚，自己这趟回来，本就是赌一把。国民党那边已经把他列进了“迁台要员”的名册，可他偷偷托人买了船票，连秘书都没告诉。他想着先把妻女接到身边，再商量以后的路。可现实给他甩了一记耳光，你以为你在选择，可时代根本不给你选择的余地。妻女等他，那是她们的选择；她们等不及走了，那也是她们的选择。唯独他自己，夹在两头，哪头都没赶上。

他站起身，推了推那扇木门，门没锁。屋里头收拾得干干净净，桌上还扣着一只粗瓷碗，碗底下压着一张纸条，字迹歪歪扭扭，是他女儿写的：“爸爸，我们去成都找姨妈，你若回来，见字快来。”日期是三天前。三天，就差了三天。他捏着那张纸条，在空荡荡的堂屋里转了一圈，墙上还挂着他早年写的一幅中堂，内容是他自己作的诗：“风雨一杯酒，江山万里心。”那“心”字的最后一笔拖得很长，像是写的时候手抖了一下。现在他看着那个字，觉得那抖不是手抖，是心抖。

于右任没急着追去成都。他在那间空屋里住了一晚，邻居给他端了一碗热红薯，他边吃边跟邻居打听消息。邻居说，他妻女走的那天早上，他妻子在门口站了半个时辰，往江边那条路望了又望，最后还是他女儿硬拽着走的。邻居还说，她们带了两口箱子，箱子上贴了封条，写着“于宅旧物”。于右任听到这儿，眼眶一下子就红了，那封条上的字是他自己写的，三年前他离家去南京开会时亲手贴的，说是怕老鼠咬坏里面的字画。妻子连这个都留着，那是把他每一件小东西都当成了念想。

第二天清早，他背上那半块腊肉，往成都的方向去了。路上他想了许多，想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人这一辈子，到底是被自己推着走，还是被日子推着走？他于右任写过那么多诗，讲过那么多道理，到头来连妻女的面都见不着，连一句“等我”都没来得及喊出口。那些在台北高谈阔论的老朋友们，嘴上说着“反攻”，心里惦记的却是家乡的一碗豆花。于右任觉得，自己比他们强一点的地方，是他真敢跑回来。可跑回来了又怎样？妻女跑去了成都，他追到成都，要是她们又跑了呢？这年头，两条腿永远赶不上命运翻脸的速度。

他走着走着，忽然笑了一声，把自己都吓了一跳。他笑的是自己这把年纪了，还在学年轻人追人跑。可他脚步没停，反而更快了。成都的方向他知道，过了璧山就是简阳，再走两天能到。他心里打着算盘，到了成都要先去春熙路那家老茶馆问问，他小姨子以前爱在那儿打牌。实在找不到，他就贴告示，就写“于胡子寻妻女”，反正他这把大胡子，成都认识他的人也不少。

黄昏时候，他走到一个小镇，在路边摊吃了碗面。摊主问他去哪儿，他说去成都接人。摊主说，这几天往成都去的人多得很，都是去找亲人的。于右任埋头吃面，没接话。他心想，找亲人这三个字，听着简单，可在这个年头，找着找着，常常就找成了等。等成了盼。盼成了梦里头才能见着的那张脸。他把碗放下，抹了把胡子，继续赶路。月亮升起来，照着那条土路，白晃晃的，像铺了一层霜。他心里清楚，这趟成都，他要是再扑空，那就不是运气的问题了，那就是老天爷在告诉他，有些缘分，错过了三天，就是错过了一辈子。

可他还是要走。走到走不动为止。走到妻女站在他面前，或者他站在妻女坟前为止。于右任这一生，写过“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可此刻他不想望，他只想实实在在地踩在四川的泥巴路上，实实在在地喊一声她们的名字。那半块腊肉在他背上晃荡，油纸窸窣作响，像在替他喊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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