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知青李广林让村姑张秀芹有了孕，他逃回北京告诉了父母，李父踢他两脚：你个浑小子，赶紧回去和人家姑娘结婚！不料，李广林回去后，张秀芹父亲却对他吐了口痰，大声让他滚出自己家。

那口痰不偏不倚，正好落在李广林新买的解放鞋上。绿莹莹的，黏糊糊的，像极了开春时村口老槐树上滴下来的虫胶。李广林愣在那儿，脚指头在鞋里蜷了蜷，没敢擦。张秀芹她爹张老栓是个木匠，手掌粗得能刮鱼鳞，此刻那双手正死死抠着门框，指节发白。“你还有脸回来？”老栓嗓门劈了叉，“我闺女吐得昏天黑地的时候，你搁北京啃白面馒头呢？”

李广林张了张嘴，喉咙里像塞了团湿棉花。他确实回了北京，也确实啃了白面馒头。他爹李正德在纺织厂当车间主任，他妈是小学老师，家里就他一个独苗。那天他哆哆嗦嗦说完，他爹飞起两脚，皮鞋底子实打实抽在屁股蛋上，疼得他嗷嗷叫。可骂归骂，踢归踢，他爹转身就翻箱倒柜找存折，他妈红着眼圈往他包里塞红糖和鸡蛋糕。“到了人家跟前，跪也得给我跪出个媳妇来。”他爹把票子塞进他口袋时，手是抖的。


村里人讲究个“名声”二字，比命还金贵。张秀芹她娘走得早，老栓一把屎一把尿把闺女拉扯大，就盼着招个踏实上门女婿。李广林刚插队那会儿，确实踏实。干活肯下力，还能帮老栓画几张家具图纸，什么五斗柜、八仙桌，画得有模有样。老栓喝多了地瓜烧，拍着他肩膀说“小林比亲儿子强”。谁能想到亲儿子干出这种事儿，出了事脚底抹油，连句囫囵话都没留下。

李广林这回是真豁出去了。他从裤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那是他爹托人开的介绍信，单位盖章、街道签字，白纸黑字同意他办理结婚手续。他把纸举过头顶，像举圣旨。“叔，我爹说了，回去就办酒席，北京的房子匀一间出来当新房。”他嗓子眼发酸，“秀芹跟我回城，户口慢慢落，我上班养家。”

老栓又啐了一口，这回吐在地上。他转身进屋，咣当摔上门。门板震下来一层土，扑了李广林一脸。张秀芹挪到窗根底下，隔着玻璃拿手指头在雾气上画了个圈。那个圈慢慢往下淌水，像眼泪，又不像。李广林懂她的意思，圈里头是团圆，圈外头是这些年受的冷眼和半夜被窝里偷摸的抽泣。

那天夜里李广林没走，蹲在院门口的柴火垛旁边。十月的风已经开始扎骨头，他把棉袄裹紧，闻着里头他妈塞的樟脑丸味儿，突然觉得自己真不是个东西。他怕什么？怕回城指标作废？怕同学笑话他娶个村姑？可那会儿他往秀芹被窝里钻的时候，怎么没想过这些？说到底，是骨子里的自私作了祟。他爹踢他那两脚，踢醒了一半，剩下那一半，得靠这冰凉的砖地、老栓的唾沫星子和秀芹那个无声的圈来慢慢磨。

第二天鸡叫头遍，老栓开了门。老头一夜没睡，眼袋耷拉得像两个钱袋子。他没看李广林，径直走到灶房，舀了瓢凉水咕咚灌下去。“户口迁不来，孩子上学怎么办？”老栓声音哑了，“你爹是干部，你妈是老师，他们能瞧得上我闺女？”李广林扑通跪下去，这回膝盖真着了地。“叔，我爹让我带句话，他们家亏欠秀芹的，拿后半辈子还。他要是不认这个孙子，我就不认他这个爹。”

这话半真半假。李正德确实说了“要负责到底”，但后半句是李广林自己加的。可在那个节骨眼上，真话假话混在一块，反倒比纯粹的真话更有分量。老栓盯着他看了好一阵，转身从锅里捞了两个煮红薯，塞一个给他，一个自己啃。“进去吧，”老头背对着他，“秀芹一宿没合眼，你给她把红糖水熬上。”

李广林爬起来，红薯烫得他左右手倒腾。他迈进门槛时，听见老栓在身后嘟囔：“姓李的，你要是再跑，我拿刨子把你腿刨平了。”这话听着凶，可刨子是木匠吃饭的家伙，老栓这么说，算是把他当木头收了。

张秀芹靠在炕头，见他进来，把脸扭向墙。李广林看见她枕头底下压着那个北京寄来的空信封，边角都磨毛了。他没说话，蹲下去生炉子熬红糖水。火苗蹿起来的时候，秀芹突然伸手摸了摸他后脑勺，那儿有一块疤，是去年修水库时他替她挡落石留下的。那一摸，俩人都哭了，哭得不像大人，像两个被各自家长教训完又碰了头的孩子。

后来李广林真把秀芹带回了北京。户口折腾了三年才落下，他爹妈起初别扭，可孙子一哭，老太太比谁都跑得快。老栓每年冬天扛一麻袋红薯干来，进门先踹李广林一脚，再笑眯眯抱外孙。日子就那么磕磕绊绊过下来了，像老栓刨子下那块歪木头，刨几刀，居然也光了。

可我心里总在想，要是李广林他爹当年没踢那两脚呢？要是李广林怂到底、赖在北京不回村呢？张秀芹和她爹的命运，怕是要被那口唾沫彻底淹死。那个年代，太多“李广林”选了逃跑，太多“张秀芹”独自吞下苦果。责任这东西，有时候真就靠老一辈那两脚硬踹出来的。可踹得了一时，踹不了一世，李广林后来能扛住，到底还是因为他心里那点没灭干净的良心，被秀芹那一摸给点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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