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傅作义几次请求毛主席释放陈长捷，也几次去功德林探望他。陈长捷每次见了傅作义都是怒目而视。“我上了大当，你做了起义将军，我倒做了战犯。”

这话陈长捷说了不止一次，每次都是当着杜聿明这些同狱的人说，声音不小，隔着院子都能听见。

陈长捷原是天津警备司令部中将司令，天津城破那年，是傅作义一手提拔起来的老部下。

开战前，傅作义捎话给他，只说了一句“坚守就有办法”，模棱两可，没提北平这边已经在暗中谈判。

陈长捷信了这句话，带人日夜加固全城碉堡工事，把能用的砖石都用上了。

解放军几次递话讲和，他都照这句话的意思回绝。

二十九个小时的攻城战打完，天津失守，陈长捷当场被俘，先送进抚顺，后转到北京功德林。

没过多久，傅作义在北平和平起义，转头做了新中国第一任水利部部长，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一墙之隔，一个是坐办公室的部长，一个是蹲监舍的战犯。这落差，陈长捷咽不下去。

功德林院子里，陈长捷骂过傅作义不止一回，都是当众骂。“要我死守，他起义了，我成了战犯。”

黄维在旁边搭腔，说傅作义在北平的谈判桌上，靠的就是天津这边硬顶出来的筹码。

这话传得快，功德林里没人不知道这段恩怨，连看守的干部都能复述一遍。

管理所的人劝过陈长捷，说天津死守也害了城里不少百姓，谁的账都不能只算自己这本。陈长捷嘴上应着，眼神却没松，等傅作义再来，气还是压不住。

1956年3月，北京，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现场座无虚席，傅作义站起来讲了两次话。

“我为这些人乞求，要求宽大他们，把他们放出来。”他还打了个比方，社会主义都能过渡，人为什么不能过渡。会开完没几天，他就往功德林跑。

第一次见面，傅作义还没坐稳，陈长捷已经抬眼瞪过来，那句“我上了大当”脱口而出。

傅作义没回嘴，一遍遍解释当年局势逼人，自己也是走投无路。

陈长捷冷着脸，一句都听不进去，转头看向别处，不再看他。

这样的场面，往后几年又重演了好几次。傅作义隔段时间就递申请，每次都是这一套，低头解释，对方不领情，怒目相向。

后来，管理人员出面调解，把当年北平谈判的具体经过讲给陈长捷听。

哪一天发的电报，哪一天定的方案，一条条都对上了时间。

陈长捷听完，沉默了一阵，紧紧握住傅作义的手，说了两个字：“谢谢，谢谢。”

1959年9月，特赦令正式发布。12月4日，功德林礼堂里开特赦大会，法官一个个念名字。

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陈长捷、邱行湘、卢浚泉，一共十人，加上溥仪，十一人当场获释。

礼堂里没被念到名字的人，跟着叹了口气。

十天后，十二月十四号下午三点，中南海西花厅。

周恩来在自己住处亲自接见了这十一人，一谈就是三个小时，从立场问题谈到前途问题。

屋子里坐得满满当当，茶杯续了一遍又一遍。

傅作义作为陪同的民主人士，也在座，没有谁被单独叫到一边去说话。

这以后，统战部把愿意留京的几人安排进了政协文史专员的岗位。

愿意回原籍与家人团聚的曾扩情、卢浚泉、陈长捷、邱行湘四人，先在北京参观学习了一段日子。

他们逛了几处名胜古迹，也看了工厂和农村，日子过得不紧不慢。

动身回乡前，统战部在全国政协礼堂给这四人办了一场欢送宴会，没有单独设席。

陈长捷是从这场大伙儿的欢送宴上，启程回的上海，后来在上海市政协做了文史专员。

功德林那几年，陈长捷当众骂了傅作义无数回“上大当”。

两人的和解，最终靠的是管理人员从中转述原委，一句“谢谢”握手了事。

真到了走出高墙、启程还乡那天，迎接他的也不是老长官摆下的私宴，是一张写着好几个名字的欢送席位。

文章来源：陈长捷史料记载（综合政协文史资料）、童小鹏《从战犯到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