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中国有两个她这样的女人，足以将日本沉没。”中国一女子甘愿搭上性命，25年来穷追不舍，以一己之力对抗一个国家，带着上百个中国老人与日本打官司，这一打就是20多年。

1952年，王选出生在上海，祖籍浙江义乌崇山村。

她从小就听父辈讲起一个沉重的家族往事：1942年，侵华日军发动细菌战，她年仅13岁的叔叔因感染鼠疫去世，整个村庄都被死亡的阴影笼罩。那些故事，在年幼的王选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

1969年，王选来到家乡插队。在那里，她第一次真正接触到细菌战的幸存者。老人们提起当年的惨状时，依然忍不住落泪。

有人一家几口全部病死，有人终身留下伤残，还有不少人因为感染炭疽菌、鼠疫等疾病，几十年后仍承受着伤痛。村里流传着一个令人心酸的名字——“烂脚病”。

恢复高考后，王选考入杭州大学英语系，毕业后成为英语教师。1987年，她随丈夫赴日本留学，在筑波大学攻读教育学硕士。

毕业后，她原本拥有令人羡慕的人生：稳定的工作、优厚的收入，还有机会继续赴美国深造。
然而，1995年的一次电话，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

家乡的村民告诉她，大家决定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为当年细菌战受害者讨一个说法，希望她能够帮忙翻译、联系律师。

王选沉默了很久。

她知道，这意味着自己要放弃原本平静的生活，也知道面对的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她最终还是答应了。

后来她说过一句话：“既然看见了，就不能背过身去。”

从那以后，王选开始往返于中国和日本之间。

她走遍浙江、湖南、江西等多个细菌战受害地区，一家一家寻找幸存者。

很多老人已经七八十岁，住在偏远山区。有的人脚烂得只剩下骨头，只能坐在一块木板上，用双手撑着地面一点点挪动；

有人终年裹着厚厚的纱布，散发着刺鼻气味；还有的人几十年不敢出门，因为害怕别人嫌弃。

1996年，在江西玉山调查时，一位失去双脚的老人爬到王选面前，哭着讲述自己的遭遇。老人脚上的伤口布满蛆虫，苍蝇围着飞舞。

王选当场流下眼泪。

她后来回忆，那一刻，她第一次真正意识到，战争虽然结束了几十年，但对于这些老人来说，从来没有结束。

为了固定证据，她带着照相机、录音机，一户一户采访。

老人们很多不会说普通话，她就请当地干部帮忙翻译；有些人耳朵听不见，她就一遍遍耐心询问；有人身体太差，她干脆守在病床前记录最后的证言。

几年下来，她收集了数百份口述证据、照片、医疗记录和历史资料，为诉讼建立了完整的证据链。

1997年，在王选的组织下，180名中国细菌战受害者正式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国家赔偿诉讼，王选被推举为原告团团长。

为了节省经费，她经常自己买最便宜的车票，住最普通的小旅馆。有时候为了准备庭审材料，她连续几个通宵不睡觉，把几十万字的证据翻译成日文。

更大的压力来自日本国内。

有人打电话辱骂她，有人寄来恐吓信，甚至有人公开攻击她，认为她是在“制造中日矛盾”。

面对这些，她始终没有退缩。

她说，自己不是为了仇恨，而是为了让历史被承认，让受害者得到尊严。

2002年，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法院虽然驳回了中国受害者的赔偿请求，但在判决书中，首次正式认定了日本军队曾在中国实施细菌战这一历史事实。

这个结果让许多人百感交集。

赔偿没有得到，但几十年来一直被否认的历史，终于第一次被日本法院写进了正式判决。

王选说，这只是第一步。

随后，她又带领原告继续上诉。

这一打，就是二十多年。

这些年里，越来越多老人离世。

很多老人直到生命最后一刻，都没有等来赔偿。

每送走一位老人，王选都会感到一种深深的遗憾。

她说，自己最害怕接到电话，因为电话那头常常传来的都是一句话：“又有一位老人走了。”

为了不让这些人的经历被遗忘，她不仅坚持打官司，还举办展览、发表演讲，整理口述历史，推动国内外学者共同研究侵华日军细菌战历史，让更多年轻人知道这段往事。

王选曾说，她不是英雄，只是替那些不会说话、说了没人听的人，把真相讲出来。

美国历史学家谢尔顿·哈里斯曾评价她：“如果中国有两个王选这样的女人，就足以让日本沉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