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7月29日，日本宪兵司令部四楼一间审讯室里，看守转身去倒水。窗户没有关严，风把窗帘掀起一角。郑文道靠着墙站着，浑身是伤，脸上没什么表情。

看守的脚步声消失在走廊尽头，他猛地转身，几步冲到窗边，纵身跃出。

楼下传来一声闷响，他当场牺牲，年仅二十八岁。
 
死之前，没有护士，也没有人偷偷递给他一块多余的纱布。屋里从头到尾只有看守和特务。
 
这一步，他走了很久。
 
郑文道1914年生于广东香山，父亲是水手，常年不在家，他自小随兄嫂在山东烟台、青岛长大。

1937年从同济大学附设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机械科毕业，参加过青岛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

1938年7月，他在上海经同学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9月，组织把他调至中央特科，负责在上海联络一名日本共产党员中西功。

中西功在“满铁上海事务所”任职，把日本军政方面的情报偷偷递出来，郑文道负责转送到组织手里。

他们两人第一次秘密联络约在一家日本料理店。

中西功先深深鞠了一躬，郑文道回了个九十度的躬，说了一句：“希望你值得我的鞠躬感谢。”
 
1940年4月，经中西功安排，郑文道化名“程和生”，考进“满铁上海事务所”当研究员。从此，他潜伏在敌人内部。

三年间，经他转手送出的情报有上百件，既有日军扫荡根据地的部署，也有日本高层的战略动向。组织曾靠这些情报躲过好几次伏击。

他很清楚，自己一旦开口，赔上的不会只是一个人。
 
1941年10月，日本东京警视厅侦破一起国际间谍案，牵连到中西功。中西功找到郑文道，让他赶紧撤离。

郑文道没有走。他对中西功说：“如果你被抓去，也许我也会一起被抓去，我可以为你掩护到底。

而如果这个目的不能达到，那么为了保卫组织，我将一死了之。”
 
这句话，他后来一字一句都兑现了。
 
1942年6月16日，中西功被捕。

郑文道知道自己迟早也是这个下场，但他照常去中西功的办公室走动，一如往常。

回去后，他把住处彻底清理了一遍，不留一点痕迹。
 
7月29日凌晨，日本警视厅特务和宪兵摸到郑文道在拉都路敦和里的三楼住所，破门而入。

他们把郑文道和同住的地下情报人员倪之璞一起铐走。

屋子被翻了个底朝天，什么也没搜到。

特务把郑文道关进卫生间，当场用刑，逼问他跟哪些日本人来往，上级住在哪儿。

郑文道大声喊“我不知道刘国光的住址”，好让隔壁的倪之璞听见提前有数。他又质问对方：“我在‘满铁’工作，从无过失，今天却受此刑讯，这是为了什么？”
 
审不出结果，特务把他和倪之璞押上吉普车，往北四川路的宪兵司令部送。

车行至江西中路、汉口路附近，人流密集，几家店铺里还有自己的同志。

郑文道怕有人上前联络，暴露更多人。他忽然纵身跳出车厢，头部重重砸在地上，血流如注，当场昏死过去。
 
特务们慌忙把他抬回车上，送去医务室抢救。脱离危险后，郑文道被安排住进病房，倪之璞留下照料他。

宪兵头目又来“探望”，假意宽慰他：“这次逮捕，完全出于误会，请你不要介意。你途中跳车，也太紧张了。”郑文道装作头昏乏力，一句也不接。
 
卧床一周，宪兵头目几次上门套话，他始终没露破绽。提审很快重新开始，饿他、打他，他没松过一次口。

翻来覆去，只有那一句：和中西功只是工作往来，别的什么都不知道。
 
看守盯了他一天又一天，隔壁审讯室时不时传来别的犯人的惨叫声。终于有一天，看守转身去倒水的功夫，他从窗口跳了下去。

这一幕，后来被同案的中西功记在回忆录《在中国革命的风暴中》里。
 
郑文道两次从生死边缘纵身跳下，第一次为了给同志示警，第二次为了让审讯彻底断绝。中间没有护士，没有暗号，没有一个人替他分担。
 
文章来源：同济大学档案馆《郑文道：情报战线上的无名英雄》、郑文道百度百科词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