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江西省莲花县坊楼公社，一份高中录取名额分配下来。全公社仅三分之一的应届生能升学。开国少将甘祖昌的小女儿甘公荣成绩够格，本该顺理成章拿到这个名额。

谁也没想到，第一个站出来把名额让给别人家孩子的，正是她的父亲。

班主任是登门家访时提起这事的。

她坐在甘家堂屋的旧木凳上喝了口水，随口提了一句名额紧张，三个孩子里只能录一个。

话音没落，甘祖昌就从里屋走出来，直接接过了话头。“既然名额有限，就不要考虑公荣的升学问题了。让她回乡务农吧。”

班主任愣住了，手里的碗悬在半空。

她深知甘祖昌的身份，还想劝两句。甘祖昌没有多说，转身叫来女儿。

甘公荣站在堂屋门口，眼圈红了，低着头没敢说话。甘祖昌走到她面前蹲下来。

“我八岁就开始劳动，你十五岁，不算小了。你是干部子女，要吃苦在前，带头把农村建设好。”

女儿的升学机会就这样被父亲一句话掐断。放在普通人家，这事极不合常理。

这事发生在这个家里，却又显得顺理成章。十七年前，甘祖昌也是这样掐断了自己的大好前程。

1951年，甘祖昌担任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

在一次视察修桥工程时，他乘坐的吉普车从木桥上翻落。他头部重重砸在石头上，摔成了脑震荡。

伤好之后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他时常犯晕，有时站在台上讲话讲到一半，眼前会突然发黑。

看文件时间稍长，头就痛得受不了。他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觉得自己撑不起领导岗位的担子。

1955年，甘祖昌被授予少将军衔。组织上考虑到他的身体，安排他休养。

他没同意，自己写了辞职报告。第一次递上去，上级没有批准。他不死心，接着写第二次，依然被退了回来。

写到第三次，他在报告上郑重写下一行字。“我自五一年跌伤后患脑震荡后遗症，时常晕眩，不适合做领导工作。

但我的手脚还健全，可以劳动。

请组织批准我回江西省莲花县当农民，和乡亲们一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1957年8月，组织终于批准了他的请求。

甘祖昌脱下将官服，带着妻子龚全珍和几个孩子，从新疆一路辗转。

奔波了半个多月，一家人终于回到了莲花县坊楼公社沿背村。

乡亲们听说是回来当农民的，起初都不敢相信。直到看见这位开国将军真的光着脚丫下了水田，大家才信了他是动真格的。

回到老家，县里没少为他张罗。江西省民政厅几次派人下来，提出要在县城给他盖一栋两层小楼。

按他的级别，这待遇完全符合规定。甘祖昌摆手回绝了。

他带着全家，和两个弟弟三家人挤在老宅里。老宅漏雨，他就自己爬上房顶换瓦片。

后来家里人口实在太多住不下，他才向大队申请了一块荒坡地。

他带着大儿子去河滩上捡鹅卵石，自己动手挑土、烧砖，盖了几间普通的平房。

出差在外，他也总是把自己藏在普通人堆里。有一年夏天，他去江西东乡县出差。

县委领导听说他来了，赶紧跑到他下榻的饭店去看望。

一行人找遍了饭店的套间、单间和双人间，愣是没找着人。最后，他们转到一间住着好几个普通旅客的大房间。

在角落的一个铺位上，大家才看见了他。他正摇着蒲扇，跟旁边的旅客聊农事聊得起劲。

对自己的待遇严防死守，对工资的去向他却算得极宽。甘祖昌每月的工资是三百三十元。

但他给家里定下死规矩，全家生活费按当地农村标准安排，自己每月只留十几块钱。

剩下的钱全部存入公社农行。

从1957年回乡到1984年，他领取的工资加上存款利息一共十万两千四百五十二元。

他把其中七成多的钱全拿了出来。他用这些钱给村里修了江家山水库，建了电站，办了学校。

村里买化肥农药缺钱，他直接去银行取钱垫上。

村里人渐渐摸清了他的脾气。凡是能自己扛的苦，他绝不向组织张一次口。

凡是能让给乡亲们的利益，他也绝不往自己家里揽。

他回乡二十多年，家里的孩子们没有一个得到过特殊照顾。

大儿子甘锦荣当了一辈子拖拉机手。大女儿甘平荣当了多年赤脚医生。

1974年甘公荣的升学名额被让出去，不过是这脾气在子女教育上的又一次体现。

甘祖昌不给子女铺路，只留下一套近乎苛刻的标准。

他不仅要求女儿让出高中名额，还要求她下地干活绝不能惜力。甘公荣听了父亲的话，再没提过上学的事。

她拿起农具，跟着乡亲们一起下地除草、插秧。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她手上磨出了一层厚厚的老茧。

家里的饭桌上，升学的事像是从没发生过。

甘祖昌照旧每天穿着打补丁的粗布衣服，戴着旧草帽去田里干活。甘公荣后来一直留在坊楼公社。

她嫁给了一个普通农民，成了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

二十九年间，这位开国将军的家庭，完完全全融入了赣西的红土地里。

文章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官网、上海市离退休干部门户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