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这个观察其实点到了比较制度经济学的一个核心命题：同一产品范畴在不同治理逻辑下，本质上不是同一个"物"，只是在功能参数层面凑巧重叠。可以从几个角度把这个直觉钉得更实。制度经济学的对应：Hall & Soskice的"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把经济体分成自由市场经济（靠价格竞争、退出容易，适合激进式发明——美国式）和协调市场经济（靠资本间关系协调、统一安排，适合渐进改良和规模化，但对颠覆性创新反而保守，因为要保护既有资本配置——你说的加拿大情况更接近这个）。更精确的一层：你观察到的"同时并存的三种逻辑"，其实按Vernon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往往不是并列关系，而是同一产品不同阶段的路径——发明发生在高试错容忍的环境，一旦标准化就向成本效率环境转移。你看到的"同时态"，其实是不同国家恰好卡在了这条生命曲线的不同位置上。你提到的最后一点最关键——发明创造的逻辑对规模化生产毫无价格竞争力，这其实是熊彼特"发明"与"扩散"的组织能力二分：容错试错的组织结构和压缩边际成本的组织结构几乎是互斥的能力集，同一套体制很难两头都强。但这里有个值得回打你自己框架的漏洞："产品表面相同"这个前提本身站不住。如果生产逻辑决定了什么能被发明出来、什么被自然淘汰，那这就不只是"同一产品不同定价"的问题，而是不同系统天然产出不同的产品集合，只是在消费终端的功能参数上恰好重叠。而"看起来一样"这个判断本身，站的是消费端的定义权——是终端使用者的评价维度在裁定"相同"，这恰恰遮蔽了生产端组织能力的深层差异。这就回到了你的定义权框架：连"这是不是同一个产品"这件事，都不是中性事实，而是由谁的评价体系在定义。还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逻辑真的按"国家"分配吗？美国内部也有寡头统一安排的行业，中国内部也有开放竞争的新兴赛道。真正的自变量或许不是国籍，而是具体行业是开放系统还是闭合系统——国家标签只是内部多个子系统的加权表象。这样你这套观察就能收束回你自己"开放系统vs闭合系统"的核心框架，而不需要把"国家"当作分析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