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丈夫的事业，为了千千万个劳苦大众，她舍弃孩子走向刑场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四日，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秋风萧瑟，坟堆遍野。年仅二十九岁零八天的杨开慧，被押解至此，英勇就义。从被捕到牺牲，她历经五次提审，受尽折磨，却始终宁死不屈。敌人诱她登报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关系即可获自由，她断然拒绝，只留下掷地有声的遗言：“我死不足惜，惟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牺牲我小，成功我大”。
然而，这位在刑场上从容赴死的忠贞战士，心中最放不下的，是三个年幼的孩子。在与丈夫分别、音讯隔绝的岁月里，她曾把无尽的思念与忧惧写在纸上，藏于长沙板仓老屋的墙缝中。直到1982年，这些手稿才重见天日，而收信人毛泽东已然逝世六年，终生未能读到。
她在信中写道：“我的心挑了一个重担，一头是他，一头是小孩，谁都拿不开。”“我要跑到你那里去。小孩，可怜的小孩又把我拖住了。”她知道死亡如影随形，坦然写道：“说到死，我并不惧怕。”可身为母亲，她最牵挂的仍是孩子——她写下托孤信，恳请家人在自己遭遇不测后照顾好他们。
一边是丈夫的革命事业与千千万万的劳苦大众，一边是嗷嗷待哺的三个稚子。杨开慧并非没有挣扎，也并非没有柔情。但最终，她选择了前者。她舍弃了与孩子相守的余生，用二十九岁的生命，践行了对信仰的忠诚。
在走向识字岭刑场的路上，她或许也曾想起墙缝中那些未能寄出的文字——“我要吻你一百遍”“天保佑你罢”。但她没有回头。因为她深知，唯有革命成功，千千万万个孩子才能不再失去父母，千千万万个家庭才能不再破碎。正如毛泽东后来在《蝶恋花·答李淑一》中所写：“我失骄杨君失柳”——这“骄杨”二字，便是对她最深的懂得：为革命而骄，为信仰而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