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李宗仁担任代总统，下令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可是毛人凤根本不听命令，层层推诿，最后只要不了了之。

这件事的头，得从1949年1月21日那场会说起。南京总统府里，蒋介石刚刚宣布下野，起身要走。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追了上去，冲着他背影喊："总统！总统！为了和谈方便，可否请总统在离开南京之前下个手令，把张学良、杨虎城放出来？"

蒋介石脚步没停，头也没回，撂下一句："你找德邻办去！"说完加快步子出了会场，皮鞋踩在石阶上，声音又急又轻。

于右任七十岁的人了，一把胡须垂在胸前，愣在原地，半晌才慢慢往回走，没人敢上前搭话。

德邻，是李宗仁的字。三天后，1月24日，代总统的政令真的发出去了。

电报兵分两路，一路发往台湾省主席陈诚，命他就近释放张学良；一路发往重庆市长杨森，命他放出杨虎城。

南京方面连专机都备好了，机组人员整装待命，只等两位接到南京一晤。

第二天，《大公报》《中央日报》大字标题见报。全天下都盯着这道命令能不能走出总统府。

这是李宗仁上台以来，第一次拿出一道真正称得上"命令"的东西。

台湾那边，陈诚接到电报，没有立刻放人。

他先给退居溪口的蒋介石发了封请示电，写得很实在："职以为汉卿之于今日，释之无关重要。

久羁适足为累，但惜处置较迟耳！为此，似可听其释放。如何？仍乞电示。"这话说得几乎是同意了。

可蒋介石隔天回电，只一句话就把门关死："如有命令到台省释放张学良，似可暂不置复。否则，可以并不知张学良何在。"

陈诚拿着这份回电，态度立刻变了。

李宗仁不死心，派亲信程思远专程飞抵台北，在陈诚官邸约见。陈诚干脆挑明："蒋先生的事你是了解的，像囚禁张学良这类事件，他从来不使别人过问。

所以我也不闻不问。"程思远坐了一会儿，没再多说，起身告辞，这趟差事算是白跑了。

保密局那边更直接。徐志道接到南京的放人公文，不敢自己做主，拨通电话请示毛人凤。

毛人凤那句话冷得像块冰："不理他。保密局只听总裁的。"

特务系统从头到尾是蒋介石一手建起来的私人班底。

人事、财务、行动，全凭他一句手谕调遣。

行政系统的公文，压根调不动这支枪，南京城里那些天天见报的政令，到了保密局的门口，连个回音都激不起来。

重庆那头，戏演得更绕。李宗仁急电催杨森放人，杨森装糊涂："不知杨虎城关在何地。"

保密局西南的头目周养浩、郭旭轮番出面。

今天说交接手续没办完，明天说关押地点隐蔽不便转移，后天索性挑明："放人必须总裁核准。"公文在各级机关里绕来绕去，绕到最后，谁也不用再接了。

李宗仁坐在南京总统府里，手里没兵，没特务，也没钱袋子。一道道命令发出去，全都石沉大海。

连保密局一个看守所所长，都敢拿蒋介石的手谕来压这位代总统。

这几个月里，他数次重申放人的命令，得到的回应永远是拖。毛人凤倒是没闲着，隔三差五往溪口跑，当面汇报。

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这辈子咽不下去的一口气，他早给毛人凤留过底线：张、杨二人绝不能放。

到了9月，重庆快要易手了。毛人凤按蒋介石密令，调集人手，在戴公祠动了手。

杨虎城连同他的幼子、秘书一家，一并被杀，尸体埋在戴公祠后院的荒地里，不留活口。

消息传到南京，李宗仁的那道放人令，彻底成了一张废纸。

张学良则被继续关着，一关就是几十年，先是大陆，后是台湾，直到1990年才真正获得自由。

保密局内部，其实还筹划过一次针对李宗仁本人的行动，只因他刚刚上台、局势未定，这事才被搁下没有动手。

1949年11月，李宗仁经香港飞往美国，再没有回过南京那间总统府。

文章来源：《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沈醉《军统内幕》，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