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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协和医院 张海敏博士的一段话火了:“一个人钱再多又能怎样,无非就是比常人多睡

北京协和医院 张海敏博士的一段话火了:“一个人钱再多又能怎样,无非就是比常人多睡几个女人,多吃几顿好的,多喝几瓶好酒,多穿几件名牌,多见几个名人,多看几个地方,除了这些,他能怎样?除了这些,他与常人一样,都得死。”

这段话不是演讲稿,也不是访谈稿,是2026年2月底协和科室内部病例复盘会上的一段即兴闲聊,被人录下来剪进短视频,几天内跨平台刷屏。 说话的人,张海敏,1972年生,2002年协和临床医学博士毕业,先后在北京同仁医院、协和工作,后来拿了国家卫健委心理治疗师资质,2013年自己被心脏神经症缠上,查不出器质性问题,2016年接触正念认知疗法才慢慢缓过来,之后创办“觉心正念”,出过 《焦虑障碍的正念疗愈之路》,2024年还上过央视《对话教育》。 二十多年重症一线,ICU 里送走的身家千万的患者,她记不清第几个了。最近一次触发动机缘,是一位晚期重症,家属每天砸几万进 ICU,能上的手段全上了,人还是没留住。

我翻这段录音底下评论,有人骂粗俗,有人转给家里人,更多人沉默。沉默那拨人,多半是刚在加班、还贷、抢晋升里耗完一轮的中产。话糙,但戳的点很具体:财富在死亡阈值之前的边际效用,衰减得比想象快。多一顿饭、多一瓶酒、多一件衣服,这些是真实消费,可它们撑不起“人活一世”的全部解释。张海敏没否定钱有用,她否的是“钱=意义”这个等式。

我认识一个做肿瘤随访的同行,姓林,四十出头,原先在外企做销售,年薪早破百万,朋友圈常年晒米其林、商务舱、雪山徒步。三年前父亲脑梗住院,他守了两个月 ICU,最后结账那天,他站在医院自助机前刷完卡,回办公室把销售冠军奖杯塞进柜子最底层。后来他考了护理方向研究生,现在跑社区随访,一个月到手不到原来三分之一。他说有天夜里给独居老人换鼻饲管,老人迷糊中抓住他手腕喊“儿啊”,那一刻他第一次觉得,之前那套“多睡、多吃、多看”的清单,撑不起一句糊涂话的重量。这不是鸡汤,是职业轨迹被死亡经验改道之后的真实选择。

把镜头拉远一点,这类发言反复出圈,背后有结构原因。2026年以来,ICU、安宁疗护、重症支付能力的话题在社交平台密度走高,公众对身体终点的敏感度在抬升;同期海外也有重症从业者公开谈临终患者的共同遗憾,医疗系统把死亡经验往外推,已不是偶发事件。 换句话说,张海敏这句话能火,不完全因为她敢说,更因为听众恰好走到了同一个情绪节点——对“财富=人生进度条”这套叙事产生疲劳。

鲍曼在 《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里点过一个逻辑:消费社会把人的价值从“生产什么”换成“消费什么”,房子车子包包变成身份刻度,资本再借信用工具把未来折现为当下消费。 落到普通人身上,就是拼命—消费—再拼命的闭环。张海敏的话之所以不显得空,是因为她站在闭环出口——ICU 门口——往回看。她见过太多人在那个门口还想谈生意、安排家产、交代资产,然后发现这些动作在生理终点前全部失效。这种经验不是书斋推理能替代的。

有人会反驳:没钱连基本医疗都兜底不了,谈“钱无用”是站着说话。这个反驳成立,但不构成对张海敏的反驳。她讲的是“再多”之后的部分,不是“基本”部分。基本生存、基本医疗、基本尊严,这些要靠钱,也必须靠制度兜底;可一旦越过基本线,继续把财富等同于人生厚度,就会出现边际递减甚至负效用——因为注意力被锁在符号消费上,反而挤占了对身体、关系、内在状态的觉察。张海敏本人从心脏神经症走到正念疗愈,恰恰是这个转向的个案注脚。

值得留意的另一层,是这段话被二次剪辑后脱离医疗语境,进入算法分发,变成“反鸡汤”消费品。 当医生以个人经验谈生死,权威性来自职业而非头衔,传播效率反而高。可一旦脱离原场景,容易被简化成“别奋斗了”“躺平有理”。张海敏本人没接这个流量,走红后谢绝采访,照旧值夜班。 这种克制,反而比话本身更说明问题:她不是在贩卖观点,是在交待一份职业里积攒下来的观察。

财富能买到的那几项,她一条条列清楚了,没美化也没妖魔化。列清楚的好处,是让人有机会停下来问一句:除此之外,我还想要什么,以及,我是不是已经在“除此之外”的部分欠了自己太久。这个问题不浪漫,也不尖锐,但它出现在 ICU 走廊、出现在陪护椅、出现在半夜醒来盯着天花板的那几分钟里,比任何金句都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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