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郭沫若在京离世。最叫人纳闷的是，他在日本丢下的那5个娃，全靠他在日本的媳妇种菜摆摊拉扯大，谁料这几个孩子成年后个个都成了国内顶级的拔尖人才。

主要信源：人民网——1978年6月12日　郭沫若逝世

这女人叫佐藤富子，后来跟着他姓郭，大家叫她郭安娜。

故事得从她收到那张字条说起，一张薄纸，把之前十几年的日子全给撕了。

那天郭安娜像往常一样，天不亮就去菜园子里拔草，手指头抠得全是泥，回家想喊郭沫若吃饭，发现人没了，桌上就剩这么一张纸条，说回国抗战去了。

这可不是闹着玩，当时中日关系啥样，郭安娜心里门清，丈夫这一走，她和五个孩子就是待宰的羔羊。

果然，没过几天，日本警察就踹开了她家的篱笆门，进门就翻箱倒柜，问郭沫若去哪了。

郭安娜咬死了说不知道，结果换来的就是一顿拳脚，打完还得笑着给人家赔不是，毕竟这会儿她不是什么武士家族的千金，只是个中国逃犯的家属。

把时间往前倒几年，郭安娜可不是这副模样。

她爹是日本仙台的牧师，家里是正儿八经的望族，从小把她当淑女养，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连走路姿势都有人教。

家里人觉得这么好的姑娘，得配个门当户对的，早早给她定了亲。

可郭安娜这人轴，认准了的事九头牛拉不回来，觉得婚姻大事凭啥由家里做主，一气之下收拾包袱就跑了，跑到东京一家医院当起了护士。

也就是在这儿，她撞上了郭沫若。

那时候郭沫若是个穷学生，来医院看病，估计是被郭安娜的气质镇住了，回学校就开始写信，一天一封，有时候一天两封。

信里写的啥咱不知道，反正郭安娜就这么被撬动了心扉。

她为了跟郭沫若在一起，跟家里断绝了关系，辞了护士的铁饭碗，跟着他跑到冈山，连姓都改了，成了郭安娜。

这在当时可是惊天动地的大事，相当于现在的富家女为了爱情跟家里决裂，还要去伺候一个穷书生。

到了冈山，日子过得那叫一个酸爽。

郭沫若读书需要钱，孩子一个接一个地生，全家的开销就指望他写点文章翻译点书，那点稿费连塞牙缝都不够。

郭安娜以前那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现在得洗衣做饭劈柴，还得算计着每一分钱怎么花。

后来郭沫若得罪了当局，全家躲到市川的一个破农舍里。

那地方除了几棵柿子树，就剩一块巴掌大的菜地。

郭安娜以前连韭菜和麦苗都分不清，这会儿得学着翻土、播种、浇水、捉虫。

你想想，一个曾经弹钢琴的手，天天在泥里刨食，这画面搁谁身上都得懵。

可她愣是没吭声，把菜种得绿油油的。

吃不完的菜，她就摘了去集市上卖。

以前她是站在柜台后面给人拿药的白衣天使，现在得蹲在路边，跟那些市井大妈为了几分钱争得面红耳赤。

这哪是卖菜，这是在拿命换钱，换五个孩子的口粮。

最难熬的还是1937年之后。

郭沫若走了，音讯全无。

日本警察三天两头来骚扰，左邻右舍看见她们母子都绕着走，生怕沾上晦气。

郭安娜一个人带着五个娃，最大的十几岁，最小的还在吃奶。

那时候物资奇缺，有钱都买不到米。

郭安娜就把菜地扩了又扩，恨不得把房前屋后的空地都种上红薯。

冬天手冻裂了，夏天被蚊子咬得满腿包，她从来不在孩子面前喊一声苦。

孩子病了，没钱看医生，她就把自己的首饰一件件拿出来当了，换点药渣子回来给孩子煮水喝。

有一回过年，家里连粒米都没有，她就把藏了好久的一块红糖拿出来，给每个孩子拌了点野菜吃，说自己吃过了。

这种日子，她硬是熬了八年。

她心里可能也犯嘀咕，这郭沫若到底是真爱国去了，还是把自己给忘了？但她嘴上从来不说，只是默默地等，等着丈夫回来，哪怕只是个消息。

抗战一结束，郭安娜总算打听到了郭沫若的下落，在香港。

她带着孩子们千里迢迢找过去，心里肯定还揣着点盼头，觉得苦尽甘来了。

结果一见面，心凉了半截。

郭沫若倒是好好的，红光满面，身边还站着另一个女人，还有一群孩子。

原来人家早就另起炉灶了。

这打击对郭安娜来说，比日本警察的拳头还狠。

但她这人有个特点，就是不闹。

她没哭天抢地，也没寻死觅活，就在旅馆里坐了一宿，第二天带着孩子就走了。

后来她带着孩子们回到中国，政府给她安排了住处，她还是习惯在院子里种点菜。

她说手里有活，心里才不慌。

她的五个孩子后来都很有出息，成了各个领域的专家，这大概是对她这辈子辛劳最好的回报。

至于她和郭沫若，后来在新中国成立后也见过几次面，两位老人坐在一起，聊聊孩子，聊聊天气，过去的恩怨好像都随着那菜园子里的泥土，风干了。

1978年郭沫若去世，郭安娜在大连的家里，把那张珍藏多年的旧字条烧了，没哭也没闹，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他总算回来了。

郭安娜这一生，与其说是爱错了人，不如说是活出了自己的筋骨。

她没靠谁的庇护，也没靠谁的怜悯，就靠那一双种菜的手，把五个孩子拉扯大，这份韧劲，比她那个大文豪丈夫写的任何诗篇，都要来得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