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寿昌不知中央红军长征，逆势强推扩红，恢复红16师，扩军5000人，开辟根据地，牵制敌人兵力，配合中央红军长征。
1935年5月，湘鄂赣边区出现了一个让敌人意外的变化：一支几个月前几乎被打散的红军队伍，重新发展到5000余人。它就是红十六师。
1934年夏天，湘鄂赣根据地的形势急转直下。省委机关和红十六师遭到国民党军重兵围攻，部队损失严重，人员被冲散，电台也在转移中损坏。

从这时起，湘鄂赣边区同中央的联系基本中断。山外发生了什么，中央下一步准备怎么走，陈寿昌无法及时知道。
他能看见的，只有眼前这片不断缩小的根据地，以及一批刚从包围中逃出来、连饭都吃不饱的战士。有人主张把剩余力量分散保存，先避开敌军锋芒。
这样的想法并不难理解。队伍缺枪少弹，伤员得不到治疗，村庄遭到破坏，继续扩大部队似乎很不现实。
陈寿昌却认为，越是在这种时候，越不能把主力红军的架子拆掉。部队一旦完全分散，群众就失去依靠，地方游击队也很难坚持。
敌军则可以从容占领交通线和村镇，把湘鄂赣边区一点点切碎。1934年8月，湘鄂赣省委在湖南平江黄金洞召开紧急会议。
会议把扩大红军、恢复红十六师，列为当时最急迫的任务。这个决定并不是简单地招一批人、发几支枪，许多县区组织已经失去联系，红军干部必须翻山越岭寻找失散人员，把地方游击队、独立营和赤卫队重新组织起来。
有的战士脱离队伍数月，藏在深山或群众家中；有的地方武装只剩十几个人；不少群众担心遭到报复，不敢轻易露面。干部们只能一村一村联络，一户一户做工作。
没有现成的营房，山洞、祠堂和废弃民房就是驻地；没有稳定粮源，就发动群众秘密筹集。也就在这个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
由于电台损坏、道路封锁，陈寿昌并未及时掌握这一重大变化。他推动恢复红十六师，最初考虑的是保住湘鄂赣根据地，而这个决定后来恰好从侧面配合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
11月上中旬，陈寿昌与湘鄂赣军区司令员徐彦刚带领部队进入鄂东南活动。队伍到达通山冷水坪后，正式宣布恢复红十六师番号。
徐彦刚任师长，方步舟任政治委员。新恢复的红十六师规模不大，武器也不齐全，但从这一刻起，湘鄂赣边区又有了一支能够集中行动的主力部队。
陈寿昌没有让部队停在山里休整，而是决定向崇阳、通城方向发展。队伍一边行军，一边扩充。
失散战士陆续归队，一些地方游击队整建制加入，沿途也有群众报名参加红军。这种扩军方式看起来很慢，却较为扎实。
每增加一批人，背后往往意味着一个村庄的联络得到恢复，一条秘密交通线重新运转，一个地方组织重新站稳脚跟。1934年11月21日，陈寿昌、徐彦刚率部到达崇阳、通城之间的老虎洞和老鸦尖一带，突然遭到国民党军两个团袭击。
双方兵力和装备差距很大，战斗很快变得激烈。红军依托山地连续抵抗，但随着弹药消耗，局面越来越困难。
陈寿昌在战斗中身负重伤，被战士转移到崇阳县河坪村，11月22日，他因伤势过重牺牲。他倒下时，红十六师刚刚恢复不久，扩红工作也远远没有完成，队伍距离5000人的规模还有很大差距。
陈寿昌牺牲后，傅秋涛接续主持湘鄂赣省委和军区工作，徐彦刚、方步舟等人继续带领红十六师作战。此前确定的扩红方向没有改变。
各地党组织继续收拢失散人员，恢复地方武装，利用国民党军主力追堵中央红军造成的空隙，主动出击。到1935年5月，这支部队已经发展到5000余人。
准确地说，陈寿昌没有亲眼看到这5000人的队伍，却是他在最困难的时候定下了恢复红十六师、全面开展扩红的方向。后来取得的成果，是傅秋涛、徐彦刚、方步舟和大批基层干部、战士接力完成的。
红十六师的不断壮大，让国民党军不能放心地把湘鄂赣地区的兵力全部调走。县城要守，交通线要保，据点遭到袭击后还要派兵增援。
红军活动越频繁，敌军受到的牵制就越明显。从局部看，这是湘鄂赣边区为了生存而进行的自救；放到整个战局中看，它又减轻了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承受的部分军事压力。
陈寿昌并不知道中央红军已经开始长征，却凭着对根据地形势的判断，作出了一个同全局方向相呼应的决定。这段历史最值得琢磨的，不是把一切成绩都归到某一个人身上，而是看清一个决定怎样改变后面的局面。
陈寿昌没有完整情报，也没有充足兵力，但他抓住了最关键的问题：部队不能散，组织不能断，根据地不能轻易丢。恢复红十六师，表面上是恢复一个番号，实际上是在恢复群众信心、地方组织和持续作战的能力。
他牺牲后，后来者没有放弃这条路，最终把几百人的队伍发展到5000余人。正是这种前后接续，才让湘鄂赣边区在极端困难中保住了力量，也在客观上形成了对中央红军长征的有力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