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廷玉修《明史》时，或多或少夹带了些私心，他给自己的高祖张淳单独立了传。张淳是隆庆二年的进士，一生最高官职不过是陕西临巩道参政。从传记里能看出，张淳是捕盗断案的一把好手，自担任知县起便政绩斐然。然而，《明史》列传收录人物极为严格，入选者必须是出类拔萃的官员。并非张淳不够资格，以他的政绩衡量，处于可入选与不可入选之间。若差距过大，张廷玉也不敢这么做，毕竟乾隆会亲自审核。还有一种可能，张廷玉身为《明史》总裁官，主要把控大局，并不具体参与编撰工作。当时张廷玉位高权重，又深得乾隆信任，不排除手下编撰人员为讨好他，将其高祖张淳单独列传。实际上，明朝有政绩的地方官员数不胜数，其中只有少数人能被列入《明史》的《循吏传》。张淳算是运气极佳，有个争气的后代，否则大概率会被历史遗忘。张淳不仅因张廷玉修史得以单独列传，身后名誉也是接踵而至。由于他的曾孙张英和玄孙张廷玉，他被康熙、雍正二帝累赠光禄大夫、经筵讲官、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如此荣耀，对于一个原本或许只能在历史长河中默默无名的地方官员来说，是何等的幸运。张廷玉的这份私心，虽有违《明史》编撰的严谨性，但也让我们看到了家族荣耀传承的一面。张淳凭借自身政绩有了入选的可能，而张廷玉家族的权势又为他增添了助力。这一事件也反映出在历史编撰过程中，除了客观标准，还可能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不过，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张淳本身并非毫无亮点，其捕盗断案的能力和从政的政绩，即便没有张廷玉的因素，也值得后人去探究。只是在《明史》这样一部严谨的史书中，他能单独列传，难免会引发后人对于编撰公正性的思考。但无论如何，张淳在历史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痕迹，而张廷玉与他之间的这段故事，也成为了《明史》背后一段别样的小插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