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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这样的农业国，战争的主要形式，不可能是欧洲那种正面打消耗战的路数。

俄国的十月革命，走的是城市暴动的路子，这个经验不能全盘照搬。

后来红军在中央苏区打胜仗用的那套办法，比如“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可不是毛泽东一个人拍脑袋想出来的。

毛泽东自己承认过，这里头很多东西，是朱德带着红军打出来的经验总结。

朱德在欧洲、苏联学过那么多的军事理论，回国之后上井冈山这几年，理论跟实践结合得很完整。

十六字诀的核心思想，跟朱德在苏联留学时提出的那些作战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1931年到1933年，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发动了五次大规模的“围剿”。

头三次，毛泽东和朱德在指挥位置上，仗打得顺畅。

第三次反“围剿”结束之后，红军的运动战理论基本成型。

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几招在草台岗、黄陂、东韶打得国民党军找不到北。

但第四次反“围剿”的时候，情况变得不一样了。

内部开始有人往毛泽东身上扣帽子，“富农路线”、“右倾机会主义”，这些口号从上海临时中央那边传过来。

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一帮人坐在一起，把毛泽东批了一通，说他打仗不听话，搞“游击主义”，不执行中央的大兵团作战方针。

毛泽东当时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中央军委宣布把他调回后方，专做政府工作，指挥权交了出去。

朱德的态度在历史上是有据可查的。

宁都会议上，毛泽东的实际职务调整，表决的时候，朱德举起的并不是同意的手。

很多年后，朱德回忆这件事，不止一次对身边的人说过，毛泽东被调离军职，他是不赞成的，内心很清楚毛泽东那一套是对的。

毛泽东走了，但仗还得照常打。

第四次反“围剿”刚开始的时候，国民党的陈诚指挥十几个师，分三路向中央苏区压过来。

朱德在中革军委挂帅，周恩来跟他一道在前线指挥。

中央那边呢，临时中央的领导人发来了一道道指令，要求红军“先发制人”，打阵地战，打攻坚战，要求“御敌于国门之外”。

朱德看了这些指令，心里头很清楚那些东西不靠谱。

他既不能公开违抗临时中央的命令，也不能真的带着几万人往国民党的碉堡工事上撞。

怎么应对？办法是，文件上照着念，但实际操作调整落实的灵活性把那些硬性命令化了个大圈。

国民党军陈诚部这一次用的办法叫做“分进合击”，中路为主力，左右两翼策应。

朱德在黄陂和草台岗一带，前后布了两个大口袋。

第一仗，林彪的红一军团在黄陂打伏击，吃掉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和第五十九师近一个整师。

陈诚不服气，调整队伍继续往前推。

朱德在草台岗又布了一个口袋，这次吃掉的更大，第十一师几乎全部被歼灭，师长萧乾受了重伤。

两仗打下来，国民党军折损了近三个师的兵力，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结束。

这次战役之所以重要，在于它的指挥者里面已经没有毛泽东了。

这就是说，即使没有毛泽东直接指挥，光靠朱德在那顶着，照样能打赢。

但朱德心里清楚得很，这个胜利，实际上用的还是毛泽东那一套战略战术。

他在前线的指挥部署，包括集中兵力、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全都是毛泽东之前提出来的那套东西。

没有这一套，第四次反“围剿”打不了那么顺利。

他在军事实践上践行着毛泽东的正确思想，这是一种高明的做法。

第四次反“围剿”打完，红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又让红军陷入重大危机。

临时中央的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上台后，把毛泽东那套全部扔掉。

他们搞“御敌于国门之外”，搞“短促突击”，红军的队伍在碉堡对碉堡的攻坚战中伤亡惨重，根据地一天天缩小。

所谓“短促突击”，说白了就是在国民党军修筑工事的时候冲上去硬拼，红军在火力上处于绝对的劣势，每一次冲锋都等于送死。@豆包 @红色书库11 @中国传统文化集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