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勃列日涅夫，给他做过翻译的苏霍德列夫说：“他的文化水平不高，没有学识，懒于读书，把书送到他手上也不读。”勃列日涅夫在对外活动中只会照本宣科，为了应付可能发生的意外，那些材料也会交给苏霍德列夫一份。
纸上出现一道横线后，会谈室里的气氛突然变了。勃列日涅夫读到被划去的位置，没有顺势停下来，也没有抬头回答坐在对面的卡特，而是转向身旁的苏霍德列夫，问后面还要不要念。
翻译只得低声回答，不用再读了。卡特和美方翻译就在对面看着，谁都明白，这不是领导人主动结束发言，而是有人临时替他决定该读什么、不该读什么。

苏霍德列夫后来回忆这段场面时，并没有把它当成轻松有趣的外交花絮。他说自己当时非常难堪，真正让他觉得尴尬的，也不是一次念错稿，而是勃列日涅夫已经很难独立处理一份需要临场选择的材料。
苏霍德列夫有资格作出这种观察。他从1956年进入苏联外交系统，先后为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人担任翻译，经历过不少冷战时期的高层会晤。
翻译坐得离领导人很近，看到的不只有握手、合影和正式讲话，还有停顿、犹豫，以及工作人员在桌边如何补救。按照他的回忆，勃列日涅夫不爱读书，也不愿意花太多时间研究复杂材料。
外事活动开始前，助手通常会准备好完整讲稿，有时还会针对对方可能提出的问题，写出几套不同答案。同样的材料还要交给苏霍德列夫一份。
表面看，这是为了让翻译提前熟悉内容，避免把专业词语说错。于是出现了一个很反常的场面。
名义上，翻译只负责把俄语变成英语，再把英语变回俄语；实际上，他还要判断领导人应该念哪一段，帮助维持谈话的连贯。有时连发言内容如何取舍，也落到了翻译和助手身上。
这次会面的背景，是1979年6月15日至18日举行的维也纳峰会。卡特与勃列日涅夫谈论的核心，是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
那不是普通的外交寒暄。双方讨论的内容涉及洲际导弹、战略轰炸机以及核武器运载工具。
每一个数字、每一种说法，都可能被对方反复研究，在这种场合，提前准备讲话材料很正常，任何国家的领导人都会这样做。问题在于，讲稿原本应该帮助谈判者整理思路，而不能代替谈判者本人思考。
卡特提出问题后，勃列日涅夫面前的那张纸上准备了不同回答。究竟念全部内容，还是只读其中一部分，要根据卡特的提问来决定。
苏霍德列夫听完问题，判断后半部分已经不需要，于是将其划掉，再把纸递过去。勃列日涅夫开始照着读，读到横线处，他却不知道应该结束，转头询问苏霍德列夫。
这一问，等于让准备工作全部暴露在对方面前。此后，会谈继续进行。
勃列日涅夫又读了一大段事先准备好的文字，对卡特刚才谈到的内容缺少直接回应。原本应该你来我往的交谈，渐渐变成一方提问，另一方寻找稿件，再照着纸张念答案。
留存下来的会谈记录也能看出，他在不少场合会“宣读事先准备的声明”。这种做法偶尔出现并不奇怪，可一旦成为主要交流方式，双方就很难真正交换意见，只能各自重复已经写好的立场。
勃列日涅夫并非从掌权之初就完全不会谈判。苏霍德列夫提到，他身体状况较好时，也能围绕复杂的战略问题与美国官员交谈。
不过，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他的健康明显下降，说话变得含混，动作和反应也慢了下来，对讲稿、秘书和翻译的依赖越来越重。维也纳峰会还留下了另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
6月18日，勃列日涅夫把几本署有自己名字、并带有亲笔签名的书送给卡特。作为外交礼物，这样的安排十分体面。
可在苏霍德列夫的记忆中，勃列日涅夫本人却很少认真读书，工作人员送来的书也常常被放到一旁。书可以摆在桌面上，也可以用来塑造形象，却无法代替真正的阅读和判断。
一个人如果长期只看别人整理的摘要，听经过筛选的汇报，最后接触到的世界，往往只剩下身边人愿意让他看到的部分。然而，这份条约后来没有获得美国参议院批准，1979年12月苏联出兵阿富汗，美苏关系迅速转冷，1980年初，卡特要求参议院暂缓审议。
条约虽然没有正式生效，但双方此后一段时间仍大体遵守其中的主要限制。回头看，讲稿上的那道横线，就像一个很小的切口。
身边人先把问题整理成答案，再把答案写成可以直接朗读的句子，领导人只需要按顺序念下去。这种运转办法，短时间内似乎可以减少口误，却会带来更深的麻烦。
工作人员越担心领导人出错，材料就会准备得越细；材料越细，领导人越不愿意脱稿；时间一长，复杂的现实被压缩成几页纸，真正的分歧也容易被写成一些听起来稳妥、实际上没有回应问题的话。
在最高层会谈中，讲话的人未必完全掌握自己正在说什么。一句话背后，可能站着秘书、顾问和翻译；一张稿纸看似只是辅助工具，实际上也可能慢慢接管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