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战役打完，我军在打扫战场时，得知第五军军部的国民党军官要么被击毙，要么被俘，几乎没有人逃脱，唯独邱清泉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下落不明。后来，找到邱清泉的卫兵，才知道他已经在战斗中阵亡了。于是，战士们将已经掩埋好的国军尸体翻出来，寻找邱清泉的尸体。
1949年1月10日，陈官庄一带的炮声停下来后，战场上最急迫的工作并不是庆祝。各部队忙着收拢武器、救治伤员、押送俘虏，还要登记国民党军各级军官的下落。
一张张名单汇总上来，一个名字却始终没有对上：邱清泉。杜聿明已经被俘，第五军不少师、团级军官也落入俘虏队伍。

邱清泉当时担任国民党军第二兵团司令，第五军又是他长期带过、最倚重的骨干部队。这样一名高级指挥官，既不在俘虏中，又没有明确的阵亡记录，不可能简单写成“下落不明”。
前线此前已经掌握邱清泉的照片和体貌特征，因为对一名兵团司令来说，逃脱、被俘和阵亡代表着三种完全不同的结果。没有查清楚，战报就不能草率下结论，更不能靠传闻填补空白。
这场追查，要从四天前说起。1949年1月6日下午3时，人民解放军向被围在陈官庄地区的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
此前为了配合平津战役，前线曾暂停大规模进攻约二十天。包围圈内粮食越来越少，弹药难以补充，严寒又不断消耗官兵体力。
圈内圈外的差距，还在继续扩大。整个淮海战役中，支前民工达到543万人，粮食、弹药和伤员转运没有停下；陈官庄内的国民党军却连基本给养都难以维持。
等到总攻恢复，双方较量的早已不只是枪炮，还有组织和补给。邱清泉正是在这片混乱中，从指挥系统里“消失”了。
负责清查的人员先从俘虏队伍中逐个辨认，又询问第二兵团和第五军的军官。经过反复核对，邱清泉的一名副官和贴身卫士被找了出来。
他们交代，突围之前，邱清泉已经脱下将官服，换上灰布士兵军装。离开陈庄后，周围炮火猛烈，原先跟随他的人很快被冲散。
副官和卫士不敢继续向前，便与邱清泉分开。此后，他们再也没有见到他。
这条线索解释了此前的疑问。一个穿着士兵服装的人，即使倒在战场上，也很容易被当成普通阵亡者处理。
战斗刚结束时，遗体数量很多，辨认条件有限，许多死者只能先集中掩埋。邱清泉没有进入高级军官阵亡名单，很可能就是因为制服和身份标志已经不在身上。
寻找人员随后带着卫士回到最后分开的地点，按照记忆中的方向向外查找。可这时战场已经清理过，沿途遗体大多入土，想找到邱清泉，只能把可能区域内刚埋下的国民党军尸体重新挖开。
这项工作没有捷径。冬天地面坚硬，具体位置又只能依靠卫士的回忆。
搜索人员一处处查看，再拿照片核对面貌、体形以及脸部特征。找错了，就重新掩埋，再去查看下一处。
直到张庙堂附近，一具穿着普通士兵衣服的遗体引起了注意。从面貌和体形看，这个人与照片中的邱清泉十分接近。
遗体被送回后，又请被俘的第二兵团军官辨认，最终确认，死者就是一直没有下落的邱清泉。寻找工作完成时，距离陈官庄战斗结束已经过去数日。
按照当时检查人员的判断，这些伤口不像远距离零散射击留下的，更像是在突围途中被一串机枪子弹扫中。邱清泉没有冲出包围圈，也没有被俘，而是倒在了部队全面溃散的最后路段。
身份确认后，遗体被运到部队驻地。战士们为他整理衣服，装棺安葬，并在墓前留下写有姓名和籍贯的木牌。
这样的处理，并不是对邱清泉所处立场的美化，而是人民解放军在战场清理中遵守纪律，对阵亡人员进行妥善处置。战斗已经结束，确认身份、登记结果、让死者入土，同样是收尾工作的一部分。
邱清泉的“失踪”其实并不神秘。军官脱下制服，警卫半路失散，指挥系统彻底中断，遗体又被当成普通士兵掩埋，原有身份线索就这样一层层断掉。
寻找人员只能从俘虏口供、行动方向、照片和体貌特征中，把他的最后路线重新拼出来。从1948年11月6日到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持续66天。
陈官庄的最后四天，是杜聿明集团由局部失守走向全面瓦解的阶段。杜聿明被俘，邱清泉阵亡，原本依靠第五军等精锐部队支撑的指挥体系就此不复存在。
邱清泉胸前的七个弹孔，记录的是一名高级将领最后的结局；而他从失踪到被找到的过程，更能说明这场战役为何已经没有逆转余地。倒下的不只是一个兵团司令，而是一套失去补给、失去联系，也失去统一指挥的作战体系。
到了陈官庄最后一夜，再好的装备、再响亮的番号，也无法把一支已经四分五裂的部队重新组织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