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们当场拒绝了一千多万国家赔偿，一分钱都没要。
你猜他们咋想的？

1996年，涡阳发生一死四伤命案。五名20岁出头的同村青年被锁定为凶手。
他们都有不在场证明。
但办案需要“口供”。
刑讯逼供来了。拔指甲、火烧脚心、跪碎砖，五人被迫认罪。
现场没有凶器，没有血衣，DNA也对不上。
19个证人里，18个当庭翻供，说被逼供。
唯一11岁目击者，证词被质疑是父亲教的。

1998年，合议庭一致认为五人无罪。
但被害人周继顶在法官办公室喝农药自杀。
舆论和维稳压力下，法院判了两人死缓，一人无期，两人15年。
21年，从青年到中年。
周正国的女儿，因为父亲是“杀人犯”被霸凌，15岁留下遗书自杀：“他们说你是杀人犯，我不想活了。”
父母抱憾离世，妻子积劳成疾。

出狱后，面对每人约200万的赔偿，五人异口同声：“一分不要。”
他们说：“金钱换不回21年的自由，更抹不掉强加在身上的污名。”
他们不要补偿，要追责。
2019年，主要责任人王怀忠因徇私枉法被判7年。
其他涉案人员逐一被查。

五人用最硬核的方式，告诉司法系统：法治的底线，必须用责任来守护。
他们用21年的人生，换来什么？
换来“再也没有人应该蒙受不白之冤”的可能性。
您怎么看？要是您，会为了追责放弃一千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