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军即将解放福建之前，时任福州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请求台湾的国民党军队 无论如何也应该增援1个军的部队。陈诚计划抽调第52军，但是第52军军长刘玉章反驳说：根据历史经验，让我的部队去福建归李延年指挥，那就等于把第52军当做肉包子送给解放军吃掉。
1949年夏，福州还没有被炮火包围，国民党军内部已经为一件事争得很僵：究竟要不要从台湾地区抽出第52军，赶去福建救急。朱绍良不断催要援兵，并不是因为福州城里一个兵都没有。
恰恰相反，当时福州周围聚集着不少部队。南撤到福建的残部被重新拼接，组成第6兵团，名义上有5个军、13个师，大约6万人。
问题在于这6万人并不是一支真正拧成一股绳的部队。有的刚从江浙战场退下来，有的番号恢复不久，还有的人员、武器没有补齐。
军、师的牌子虽然挂起来了，基层编制却很虚，各部之间也缺少配合。朱绍良真正想要的，是一支建制相对完整、到了战场就能顶上去的部队。
第52军因此进入他的视线。这支军在辽沈战役后从营口撤出，后来参加上海战役。
1949年5月25日，第52军离开上海，转往舟山，随后主力又陆续到了台湾地区。连续几次撤退下来，第52军虽然有所损失，却没有像许多部队那样彻底散架。
更让刘玉章警惕的是，第52军已经连续经历东北、上海两次险局。这样的部队之所以还能保住建制，靠的不只是运气，还在于军长能够掌握部队，提前判断撤退通道，避免主力被拆散消耗。
对刘玉章来说，保存部队并不是不愿作战，而是不愿把一支尚且完整的军，交给一个临时拼成的兵团随意调动。陈诚考虑调第52军入闽，自然有他的盘算。
福州若很快失守，福建沿海的局势会继续变化；可台湾地区同样需要一支能够随时机动的主力。第52军送出去容易，想在海陆通道被切断后再接回来，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刘玉章看的也不是地图上多一个军、少一个军，而是第52军到了福建以后，会被放进怎样的指挥系统。他对李延年缺少信心，并非只是一句气话。
1948年底的淮海战役中，李延年的第6兵团和刘汝明的第8兵团奉命从蚌埠一带北进，试图接应被围的黄维兵团。解放军专门调动兵力在南线阻援，两支兵团迟迟无法取得突破。
黄维兵团最终在双堆集被歼，李延年的部队只能退回淮河南岸。那次行动中，第6兵团虽然拥有多个军，却始终未能打通道路，也没有完成解围任务。
这段经历让刘玉章形成了一个很直接的判断：兵力再多，如果指挥迟缓，各部互不相属，行动又反复变化，最后只会一支一支被拖住。第52军一旦划给李延年，很可能被拆开使用，分别填进不同方向的缺口。
等到局势恶化，它再想保持完整建制撤出福建，难度会非常大。福建战场的地形，也让这种担忧更加现实。
福州三面环山，闽江穿城而过，向南通往福清、莆田的道路有限，向东撤退还要依靠马尾、闽江口和海上船只。一旦陆路和江面同时被封，守军数量越多，交通越容易拥堵。
各部若没有统一指挥，很可能在撤退过程中互相挤压，最后变成各走各的。而解放军第10兵团的部署，正是冲着这些薄弱处去的。
叶飞、韦国清指挥第28军、第29军和第31军入闽后，没有把所有兵力都压在福州城下。第29军从西侧进行远距离迂回，准备切断守军向南逃跑的道路。
第31军从东面逼近闽江口，负责控制江面和海上通道；第28军则从北面和正面推进，牵制福州外围守军。这不是简单地攻打一座城市，而是先关上大门，再解决被围在里面的守军。
1949年8月11日，福州战役正式打响。到16日，第29军已经切断守军向南撤退的主要陆路，第31军控制闽江北岸并封锁江面，第28军也逼近福州市郊。
福州守军原本设想的陆海撤退通道，很快都受到威胁，此时即使增援部队已经进入福建，也很难改变整个战场被分割包围的局面。就在包围逐渐收紧时，朱绍良和李延年乘飞机离开福州，把具体指挥任务留给其他将领。
城内外部队随即失去统一调度，有的向福清方向撤，有的准备渡江，还有的没有弄清命令便被包围。8月17日，解放军进入福州。
此后各部继续追击，到8月23日，福州战役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3.94万余人，福州周围多座县城和马尾军港获得解放。这场战役说明，福州防线失败的根子，并不是单纯少了一个第52军。
真正的问题，是临时拼起来的部队缺少共同作战的能力，上层一面要求坚守，一面又准备退往沿海岛屿，前线自然无法形成稳定的作战决心。假如第52军真的被调进福建，它可能会让某些阵地多支撑一段时间，也可能给解放军的进攻带来更多阻力。
但在退路被切断、指挥混乱的情况下，它很难依靠一个军改变整个局势，反而可能失去原有建制。刘玉章那句“肉包子”，很直，却抓住了当时最现实的一层：一支部队能不能发挥作用，不只看人数和装备，还要看指挥是否统一、补给是否通畅、撤退道路是否存在。
缺少这些条件，派过去的未必是一支能够扭转局面的援军，更可能是在已经出现裂缝的防线上，再填进去一支部队。福州失守后，李延年又参与平潭方向的防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