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洛阳一间不到十平米的狭小审讯室里，39岁的褚映群，在被关押整整4个月后，绝望之下撕碎床单，拧成布条绳索，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消息传到香港的时候，褚时健正被限制入境，连女儿最后一面都没见着。这个在商场上摸爬滚打几十年的硬汉，后来当着自己律师的面嚎啕大哭，一遍一遍地重复：“是我害了她，要是我听她话早点退休，她就不会这样！”那哭声里藏的，恐怕不只是一个父亲失去女儿的悲痛，还有一份永远没法弥补的愧疚。

褚映群这姑娘，从小就没过上几天安稳日子。1956年前后出生在云南，正赶上父亲褚时健被下放农场的年头。一家人跟着在元江的红光农场里摸爬滚打，白天种地喂猪，晚上还得提防蛇从窗缝钻进来。那时候褚映群才六七岁，最大的念想就是跟父亲进一趟新平县城，喝一杯两毛钱的糖水。那点甜味儿，大概是她童年里最像样的记忆了。

后来褚时健翻了身，1979年接手玉溪卷烟厂。从一个欠一屁股债的破落小厂，硬是干成了亚洲第一的烟草巨无霸。褚映群作为厂长女儿，顺理成章进了厂里工作。外人看着风光，可父女之间的距离却越来越远。褚时健一天到晚泡在厂里，家里的事顾不上，女儿心里想什么，他恐怕也没工夫细问。

1991年前后，褚映群就劝过父亲。红塔山火得不行，求他批条子买烟的人踏破了门槛，长此以往迟早出事。可褚时健哪听得进去？他一手把厂子从泥坑里拉出来，正处在人生最得意的关口，舍不得松手，也觉得自己离不开这个摊子。谁能想到，女儿几年后的预言，竟然一语成谶。

1995年2月，一封从河南三门峡发出的匿名举报信，把褚家卷了进去。举报信说有人通过向褚时健家属行贿换取卷烟指标，倒卖牟利超过800万元。到了8月，褚映群在云南被带走，押送到洛阳看守所隔离审查。她被指控协助父亲为广东烟草公司批卷烟指标并收取好处费。

接下来的四个月，审讯室那盏白炽灯昼夜不灭。没法写信，不能打电话，彻底断了和外界的联系。审讯人员反反复复追问资金流向，褚映群始终咬定那是和广东烟草公司合作的合法分红。律师马军后来回忆，有次探视不超过半小时，褚映群翻来覆去只说了三句话：“我是冤枉的”、“我爹不知道”、“孩子怎么办”。

这三句话，一句比一句扎心。

说自己冤枉，是到死都不认罪；说父亲不知道，是到这时候还在护着他；说孩子怎么办，是一个母亲放不下的牵挂。那时候她女儿才十来岁。一个母亲在那种环境下，脑子里反复转的恐怕就是这几件事：清白、父亲、孩子。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了。

四个月，一百二十多天。没有家人，没有自由，没有尽头。审讯室不到十平米，人在里面待久了，精神上的压迫感可想而知。褚映群最后留下的遗书只有两行字，大意是日子没头，不怪别人。她选择用撕碎的床单结束生命。也有人说她用刀片割腕。说法不一，但结局是一样的，送到洛阳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时候，人已经没了。

关于这件事，有几个地方值得琢磨。

遗书从来没公开过。到底写了什么，除了经办人员，没人知道。褚映群的母亲马静芬后来一直不相信女儿是自杀的，觉得她是生病离世。一个母亲不愿意接受女儿自杀的事实，这份心情能理解，可换个角度想，如果连至亲都怀疑死因有蹊跷，那四个月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就更值得追问了。

褚映群死的时候，案子还在审理阶段，罪名并没有被坐实。一个还没定罪的嫌疑人，在关押期间自杀，这本身就不正常。更让人心里不是滋味的是，她死后没多久就被火化了。连给家人留个念想的机会都没给。

褚时健后来被判了无期徒刑，服刑期间保外就医，七十多岁跑去哀牢山种橙子。“褚橙”火遍全国，他成了“中国橙王”。很多人只看到他东山再起的传奇，却很少有人去想，那片橙园里每一棵树底下，埋着的恐怕都是一个父亲对女儿说不出口的亏欠。

一个为国家创造了将近千亿税利的人，十八年全部工资加起来不过六十多万元。他的女儿因为涉嫌经济问题被关押四个月后自杀。这两件事摆在一起，很难不让人去想那个年代国企体制下的一些深层问题，权力高度集中、监督缺位、法治不健全。一个企业家的功与过，一个家庭的悲与欢，全搅在一起，分不清哪一笔账该算给谁。

褚映群死在1995年冬天。那一年她39岁，留下一个十岁的女儿。三十多年过去了，当年那个在元江农场喝两毛钱糖水的小姑娘，大概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以这样一种方式，被写进一段历史里。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