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岁那年，母亲骗她去照相馆拍照。她穿上最漂亮的衣服，雀跃地跟着走，结果被送到了父亲手里。这就是何赛飞。

那件小裙子是母亲连夜改的，旧窗帘布拆下来，踩缝纫机踩到半夜。她记得母亲眼睛红红的，说是做新衣裳给她照相穿。小何赛飞对着镜子转圈，裙摆像朵喇叭花，她高兴得一路蹦跳，小手攥着母亲食指，掌心全是汗。照相馆的招牌她认得的，门口摆着大花瓶，可那天母亲没推那扇玻璃门，拐进了旁边弄堂。弄堂尽头站着父亲，母亲蹲下来给她整了整领子，说“跟爸爸去住几天”，然后抽出手指，转身走得飞快，鞋跟敲在石板上的声音至今还在她耳朵里。父亲的手很粗糙，拉着她站在原地，她看着母亲背影越来越小，小到像一粒黑芝麻掉进人堆里，才明白照相馆是个谎。

这事搁谁身上都得裂个口子。可我后来看何赛飞演戏，演《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梅珊，那个唱戏的姨太太，眼风里全是刀片子，可转头对颂莲说“女人不就是个玩意儿”时，嗓音突然软下来，软得让人心揪。那种软，我觉得就是五岁那天的后劲，她把被骗那一刻的懵、不信、又不得不信，全揉进角色骨头里了。母亲为什么骗？那个年代离婚是丢人的事，父亲被打成右派下放农村，母亲带着她活不下去，送还给父亲是唯一的出路。可出路是母亲的，不是她的。五岁的孩子不懂大道理，只懂“漂亮衣服”和“照相”都是幌子，最信的人拿最甜的糖裹了最苦的药喂她。

有意思的是，何赛飞从没在采访里哭诉过这件事，反而说“母亲给了我这条命，也给了我这条艺术路”。这话听着豁达，细想全是反讽。要不是被抛给父亲，她不会跟着父亲学拉二胡、唱样板戏，不会考进岱山越剧团，不会练出一身硬功夫。父亲的严苛近乎残忍，拉琴时音不准就拿筷子敲她指节，敲肿了接着拉。可她在自传里写，那些敲打的疼，比母亲转身的背影好受多了，疼是实在的，骗是空的。空的东西填不满，她就拿戏来填。越剧里的祝英台、杜丽娘，一个个为情生为情死的女子，她演得比谁都真，因为她在台上可以把“被抛下”变成“我选择”，把“骗局”变成“契约”。

我常想，要是那天母亲真带她拍了照，照片里笑得像朵花，然后回家继续过拮据日子，何赛飞还会成为何赛飞吗？大概率不会。艺术这行当，往往不是甜水养出来的，是咸的涩的，是眼泪泡过又晒干的。她后来演《孝庄秘史》里的海兰珠，那种患得患失、那种被命运推着走又拼命抓住一点爱的劲儿，活脱脱就是五岁照相馆门口的她自己。观众看得落泪，却不知道她连那场戏的走位都改了三遍，她非要加一个回头看的动作，导演说多余，她坚持，说“一个人走远的时候，后脑勺也是有台词的”。那个后脑勺，就是母亲的背影在她记忆里反复重放之后，长出来的本领。

我不觉得她原谅了母亲。原谅这个词太轻了，她做的叫“消化”。像吞下一块棱角分明的玻璃，胃液里滚几十年，磨成珍珠粉，再一口一口吐出来抹在戏服上。她给母亲养老送终，端屎端尿，但很少单独跟母亲待在一个屋里。有次采访记者问她恨不恨，她笑了一下，说“恨是恨过的，但恨完了还得活，活就得活得有样子”。那个笑，嘴角往上扬，眼睛没弯，我盯了那个画面很久，觉得那才是真实的人。影视剧里动不动就“我原谅了”“我放下了”，骗鬼呢。放不下的，只是不再举着而已。

现在她七十多了，上台前还自己化妆，一笔一笔描眉，慢得很。有人催她，她说“急什么，当年照相馆都没照成，现在每化一次妆都是给自己补拍一张”。这话里带刺，也带糖。她把一辈子过成了漫长的、自导自演的重拍，镜头里没有母亲骗她的那个下午，但每个眼神都在跟那个下午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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