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上有朋友质疑，《八王之乱》中关于 索靖 的政治立场，与一些公开资料不一样，问是否是搞错了？十分高兴有朋友看书看得这么细，答疑时话痨症发作，又写得太长了请各位朋友到“豆瓣”上去打打分，替我捉捉虫，团揖！

--------------------------------------------瑚琏君 问：一点自己的读书疑惑。本书 406 页提到“河间王以老臣索靖为游击将军”。但查阅相关资料，都说明索靖是朝廷任命的。作者是否把朝廷重臣误解成了河间王的打手？尤其是后来索靖成为举世闻名的书法家，在“字因人贵”的古代，一个反贼的臣子应该不会有这么好的评价。所以，我个人认为作者此处有错误，特此存疑。

答 瑚琏君：

这位朋友看书好细，关于索靖的立场，书中确实与百度上的不一样，双方分歧来自《晋书.索靖传》中的这段话，写得模糊不清：“太安末，河间王颙举兵向洛阳，拜靖使持节、监洛城诸军事、游击将军，领雍、秦、凉义兵，与贼战，大破之，靖亦被伤而卒，追赠太常，时年六十五。后又赠司空，进封安乐亭侯，谥曰庄。”在这当时仔细斟酌过的，联系上下文，认为索靖的立场应是河间王一方的，理由如下：

一、《索靖传》中这段话的上文是“元康中，西戎反叛，拜靖大将军梁王肜左司马，加荡寇将军，屯兵粟邑，击贼，败之。迁始平内史。及赵王伦篡位，靖应三王义举，以左卫将军讨孙秀有功，加散骑常侍，迁后将军。”——可知，赵王篡位时，索靖担任始平内史（相当于始平太守，因为有始平封国，所以称内史），始平郡是武帝泰始年间从扶风郡分出来的，可知，所谓“靖应三王义举”，索靖响应的是镇守关中的河间王

二、这段话中说索靖“领雍、秦、凉义兵”，从这个“义”字，可以知他麾下的兵是从关中、陇上、河西等地募来的。索靖出身敦煌索氏，是河西地区的豪族，自己声望也高，募集一支军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结合当时情形，河间王联合成都王，向洛阳的长沙王发难。关陇、河西都在河间王的后方，倘若索靖是站队长沙王、与河间王交战的，那他应该如刘沈一样，去抄河间王后方的长安，战场应该是在关中，不可能“使持节、监洛城诸军事”——相比之下，索靖站队河间王，从家乡募集军队去进攻洛阳，被河间王任命为“使持节、监洛城诸军事”显然合理得多

三、有没有可能，索靖提前募集了一支军队，驻扎在洛阳，河间王来攻时，保卫洛阳，被长沙王任命为“使持节、监洛城诸军事”呢？这种可能性应该是没有的：1、募集军队花费巨大，一般都是有了具体的战略任务才会征募的，不可能募兵做常备军；2、而且，一个异姓臣子，募集军队，驻扎京师——这种话听着就透着不合理，对吧？！

四、《索靖传》的后面，是他小儿子索綝的传记，按《索綝传》，索綝“俄转太宰参军，除好畤令，入为黄门侍郎，出参征西军事，转长安令，在官有称。”西晋时担任过太宰的，前后依次是安平王司马孚（265-272）、何曾（278）、汝南王司马亮（291）、梁王司马肜（300–302）、河间王司马颙（304–306），前三人时间不符合，索綝担任参军的那个太宰，要么是梁王司马肜，要么是河间王司马颙。索綝死于316年晋愍帝出降时，生于哪年？史书无载。索靖生于239年，“元康中，西戎反叛，拜靖大将军梁王肜左司马”，是梁王故吏，到了永康元年（300）梁王担任太宰时，索靖60岁出头，虽然索綝是他五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但在当时，应该也成年了，所以索綝这个“太宰参军”，有一定概率是梁王司马肜。但是问题来了：太安元年（302）五月，“侍中、太宰、领司徒、梁王肜薨”，索綝这个“太宰参军”最迟做到这个时间点，尔后“除好畤令，入为黄门侍郎，出参征西军事，转长安令”，好畤、长安，都在河间王的地盘上，很难想像索靖募集军队在洛阳与河间王打仗，儿子在河间王的地盘上安心做官。而且，根据西晋官制，“四征镇安平”品级虽然一致，但其实是有高低的，以西为例，征西最高、镇西次之、安西再次之、平西又次之，元康末年河间王出任关中的时候，《惠帝纪》里说“北中郎将、河间王颙为镇西将军，镇关中”，而《河间王颙传》里却说“九年，代梁王肜为平西将军，镇关中”，《惠帝纪》里又说“三月，平东将军、齐王冏起兵以讨伦，传檄州郡，屯于阳翟。征北大将军、成都王颖，征西大将军、河间王颙，常山王乂，豫州刺史李毅，兖州刺史王彦，南中朗将、新野公歆，皆举兵应之，众数十万”——由此可推断：1、河间王刚出任时，可能是平西将军，后来晋升为镇西将军，随后又晋升为征西大将军；2、《晋书》关于这几个官职的记载，非常不严谨——所以，索綝还担任过河间王的参军，倘若河间王是索綝的杀父仇人，这是否太不合理了？

五、《索靖传》后面的话更不合理，“及成都王颖劫迁惠帝幸邺，颖为王浚所破，帝遂播越。河间王颙使张方及綝东迎乘舆，以功拜鹰杨将军”——如果说河间王是索綝的杀父仇人，那么张方就是直接动手的凶手。索綝是个快意恩仇的人，“尝报兄仇，手杀三十七人，时人壮之”，却与仇人共事，是否太不合理了？

六、但是，倘若索靖、索綝一开始就是站队河间王的，那么，上述的一切不合理都将迎刃而解：1、《索綝传》中“俄转太宰参军”中的太宰，不是梁王，而是河间王，只是由于《晋书》惯有的不严谨，将次序颠倒了，河间王是先成为“征西大将军”，后成为太宰的。索綝其实是两度成为河间王的参军，两次都是与索靖一起，父子从军。第一次是讨伐赵王伦，索“靖应三王义举”，索綝“出参征西军事”；第二次是打长沙王，河间王“拜（索）靖使持节、监洛城诸军事、游击将军，领雍、秦、凉义兵”，索綝“俄转太宰参军”——河间王是在长沙王死后，才担任太宰的，但是记下这条史料的人，将这几个月的讹误抹平掉了2、按西晋制度，外出领兵者，里要有至亲充当任质。比如《刘弘、陶侃传》中，陶侃在外领兵，“侃遣子及兄子为质”，“遽遣子洪及兄子臻诣弘以自固。弘引为参军，资而遣之”——所以，索綝所谓的“参军”，实际就是到河间王那儿，做父亲的质子，以体现索靖的忠诚

七、从索靖的生后事，也可以看来，索靖其实是河间王、成都王阵营的。按《嵇绍传》“河间王颙、成都王颖举兵向京都，以讨长沙王乂，大驾次于城东。乂言于众曰："今日西讨，欲谁为都督乎？"六军之士皆曰："愿嵇侍中戮力前驱，死犹生也。"遂拜绍使持节、平西将军。属乂被执，绍复为侍中。公王以下皆诣邺谢罪于颖，绍等咸见废黜，免为庶人。”可知，当时忠于长沙王的臣子，在长沙王死后都被清算，“咸见废黜，免为庶人”，而索靖“追赠太常”，可知他是属于胜利者阵营的。（“后又赠司空，进封安乐亭侯，谥曰庄”，这是后来的事情，与我们本次的议题没有关系，是索綝在晋愍帝时期位高权重，替父亲争得的名誉）

八、长沙王的历史形象，其实是变化的我们今天的观念是同情长沙王的，但在两晋并非如此。长沙王的谥号是“厉”，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恶谥，“杀戮无辜曰厉，暴虐无亲曰厉，愎狠无礼曰厉”长沙王获得如此恶谥的主要原因，是他擅杀了齐王。齐王冏虽然骄纵，但真算不上大恶。两晋一直记着齐王“唱义元勋”的功劳，惠帝永兴初（成都王掌权）、光熙（东海王掌权），怀帝永嘉年间，东晋孝武帝太元年间，都有对齐王的追封、续嗣等等而长沙王在两晋则被盖棺定论，获得恶谥“长沙厉王”（他同母兄长司马允则获谥“淮南忠壮王”，这明显好听得多）。而我们今天同情长沙王，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唐初的《晋书》修撰团队，其实也同情长沙王。《长沙王传》，史臣曰：“长沙材力绝人，忠概迈俗，投弓掖门，落落标壮夫之气；驰车魏阙，懔懔怀烈士之风。虽复阳九数屯，在三之情无夺。抚其遗节，终始可观”，赞曰： “长沙奉国，始终靡慝；功亏一篑，奄罹残贼”——说得都是好话。因为同情长沙王，唐初的《晋书》修撰团队将一些不利于长沙王的史料隐掉了。比如说，我们今天读《晋书》可以读到张方的军队吃人肉，《惠帝纪》“方掠洛中官私奴婢万余人而西，军中乏食，杀人杂牛马肉食之。”但实际上，当时双方军队都已经沦落到吃人肉的地步了。荀绰《晋后略》记载了“成都王围京邑，城中鱼肉无出，营巷卖死驴马肉，杂死人肉卖之”——荀绰当时被围在洛阳城中，这算是第一手史料，可信度是很高的，而且逻辑上也很合理，但是唐初修《晋书》时，并没有采用另外，长沙王举着皇帝到处打仗的行为，在我们今天看来似乎一种高明的策略，但在帝制时期的某些人看来，这是无法容忍的行为——这特么的就是将皇帝当盾牌使呀！如果是个忠诚的臣子，怎么忍心做出这样的事情，让天子亲涉险地呢？

九、河间王、成都王起兵，理由是 清君侧，诛羊玄之。这场内战，双方都是官军，若是以第三方角度，是无法定性谁是“贼”的。《晋书.索靖传》中竟然称奉天子的长沙王为“贼”，可知这条史料的原始来源，是河间王一方或者可能就是索氏后人的手笔。修撰《晋书》时，史官没有觉察，一不小心就录进去了。《晋书》中这种立场、人设相互打架的讹误是比较多的，也是我们读史的时候，需要仔细辨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