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林徽因。她的存在让明里或暗里（不敢）关注徐志摩的几位女性（陆小曼，凌叔华，冰心，张幼仪）感到威胁，她有令人想入非非过的时候，是一些她不曾看见的男人，最典型的代表是钱钟书。钱钟书字“默存”，半个世纪后被他妻子指认原型为林徽因的短篇小说《猫》里，他给女主角起名叫“爱默”。不能说钱钟书爱慕林徽因，毕竟不曾在一个圈子里活动，林徽因对他来说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名女人，他最喜欢的老师温源宁的亲戚而已。但是在抗战胜利后的上海，钱钟书首发短篇小说却是《猫》，是何意味？1946年1月，《猫》开始连载于郑振铎、李健吾（1945年秋筹办）的《文艺复兴》 。1945年李健吾写了一篇纪念林徽因的散文，当时上海文艺界以为林徽因已死于抗战大后方。抗战开始后，林徽因作为曾经的京派文人，可以说是迅速地淡出了文艺界，只是偶尔少量地发布一两首小诗。钱钟书在西南联大待了不到两个学期，因为人际关系极端恶劣，跑去了湖南。而不在西南联大教书的林徽因在西南联大的老师和同学的笔下却显得颇受欢迎喜爱。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写道：“林徽因对文学艺术的见解是为徐志摩、杨今甫、沈从文等一代名流所倾倒的。这是一个真正的中国的“沙龙女性”，一个中国的弗吉尼亚·沃尔芙。她写的小说如《窗子以外》、《九十九度中》，别具一格，和废名的《桃园》、《竹林的故事》一样，都是现代中国文学里的不可忽视的作品。”钱钟书在沦陷区上海待了几年，听闻林徽因已去世，却提笔写了《猫》，似乎还念念不忘抗战爆发前（他还在读书）在北平举办沙龙的林徽因，却是何意味？钱钟书虽然只比林徽因小六岁，在当时却隔了一整个时代。林徽因在文艺天地风生水起时，钱钟书还在读书。1935年12月，林徽因给钱钟书的同班同学、已经声名鹊起的曹禺执笔改编的话剧《财狂》设计舞台布景时，钱钟书刚去牛津开启他那并不顺利的留学生活。等钱钟书在建国多年后渐有声名时，林徽因早已仙逝几十年了。如果没有杨绛在21世纪为蹭流量而跳出来的指认，《猫》恐怕早已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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