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21日深夜，傅作义在北平向守军高级将领宣布和平起义。话音未落，第九兵团司令官石觉与第四兵团司令官李文当场失声痛哭，两人反复表示绝不能“背叛领袖与党国”，哀求傅作义放他们一条生路。在交出全部部队指挥权之后，石觉、李文等十余名中央军将领于次日凌晨匆忙登上两架运输机，经青岛转赴南京。

石觉并非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在名将如云的国民党军中，他没有留下显赫的战略手笔，也不具备煽动性的人格魅力，他更像一块紧密嵌入军政机器的部件，终其一生都在执行命令。
石觉1908年生于广西桂林，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北伐、中原大战、“围剿”红军，他几乎无役不与，却始终缺少被单独谈论的战功。
直到抗战爆发，石觉才在死人堆里打出一点声响。1937年南口战役，他作为第四师第十二旅旅长，率部在居庸关一带与日军板垣师团血战，全旅伤亡过半，阵地数度易手仍未溃散，自此被同侪视为能啃硬骨头的军官。
此后他参与了台儿庄、武汉会战、随枣会战，升任第四师师长，1944年豫中会战之后又接掌第十三军，成为汤恩伯集团的核心骨干。这支部队是中央军的精锐，全副美械，也是他此后最重要的政治资本。

对石觉其人，勤恳、服从、缺少野心。
他不属于陈诚的“土木系”，也不依附胡宗南，头上只有一个汤恩伯。汤恩伯主政河南期间民怨沸腾，石觉作为部下却几乎没有被外界非议的记载，这本身就说明他既不擅弄权，也不爱出头。
在派系倾轧严重的国民党军队里，一个不善政治投机、只知道执行命令的将领，很难进入最高决策圈，却极容易获得蒋介石的基础信任。这种信任不来自赫赫战功，而来自稳定且可预期的“不叛”记录。
抗战胜利后，石觉的第十三军最先空运东北，参与接收；1948年平津局势吃紧，他受命率第九兵团拱卫北平，表面上受傅作义节制，实际承担着监视和牵制华北地方实力派的隐形任务。
平津战役前，石觉与傅作义之间的关系已经相当紧绷。傅作义将中央军与自己的察绥部队分开部署，石觉的第九兵团被摆在平绥线，进退失据。他曾多次建议趁东北野战军未完全合围前集中兵力决战，或尽早向塘沽转移，保全机械化部队。傅作义犹豫不决，既怕中央军借机坐大，又对局部和平心存幻想。
新保安、张家口、天津逐一失守，北平沦为孤城，石觉手下的第十三军已经在康庄、怀来遭受重创，兵力残缺。就在此时，傅作义抛开所有中央系将领，单独决定和谈。石觉事后在回忆中直指傅作义“心意不定，断送三军”，这种被出卖的感觉，远比单纯的军事失败更刺激。
对一个把服从和忠诚当作职业伦理全部内容的军人来说，傅作义的行为瓦解的不仅是战场，更是他赖以自洽的价值体系，所以他拒绝在协议上签字，痛哭流涕地恳求离开。

国民党官方对石觉拒绝起义的评价，归结为一个“忠”字。蒋经国在1949年1月的日记中写道：“北平事变，中央军将领李文、石觉等不愿附逆，已脱险飞京，忠贞可嘉。”
《中央日报》随即刊文称他们“脱险南来，志节凛然”，但在政治宣传之外，国民党内部并非完全没有冷眼。
石觉和李文是只身飞走的，近二十万中央军和全部美械装备被完整地交到解放军手里，后来这些部队大部分被改编成解放军，直接参与渡江战役和南线追击。对于失去大陆的国民党高层而言，这种“守了小忠、丢了大局”的做法，偶尔也会在私下的叹息中被提起，只不过没有人会把这种责难公开说出口。

蒋介石对石觉的后续安排，最能体现他对这类将领的使用逻辑——不追究失地之责，也不刻意拔高，而是迅速填进另一处危局，把人用到极致。
石觉飞抵南京时，正值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代理总统的微妙时刻，蒋通过亲信授意国防部，不仅未加责罚，反而立刻任命他为京沪杭警备副总司令，协助汤恩伯布置上海防御。
几个月后上海失守，石觉又奉命率残部退守舟山群岛，出任舟山防卫司令。他在舟山整合败军、编练武装，号称拥兵十二万，与解放军隔海对峙了一年多。1950年5月舟山撤退时，石觉将部队主力和大量物资相对完整地带到台湾，这被高层视为重大功劳。
抵台后他立即出任台湾防卫副总司令，随后转任陆军副总司令，1957年更被拔擢为联合勤务总司令部总司令，晋任陆军二级上将。
联勤总司令掌管全军后勤、生产和预算，非极受信任者不能担任。蒋介石让一个曾在北平失军的人坐这个位置，本质上是对其“不叛”履历的最终确认——用生死的忠诚度，对冲一切战场上的损失。
在联勤总司令任内，石觉相当务实，他推动国军眷村建设，改善士兵伙食标准，建立军品规格化和统一仓储制度。
这些工作不显赫，但对于困缩台岛的国民党军维持基本战力，起到了支撑作用。1963年，他从军职卸任，蒋介石安排他出任“考试院”铨叙部部长，掌管文官任免、考核与退休，一做就是十二年。一名陆军上将去管公务员的考绩表，看上去像是冷落，石觉却照旧每天准时上班，不抱怨，不写回忆录喊冤，沉默得近乎刻板。
这种沉默贯穿了他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