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了一份七十多年前，一位乡绅提笔写的家书，
说起那年是他这一生最舒坦的盛夏。
这一年，村里四千多亩田地一多半都在他的手里，
今年那个春播借了一百斤小米的农民，秋收还不上两百斤，就要把他的四亩地交出来抵债。
佃户们天不亮就要下地耕作，一年到头打下的粮食，大半都要上交地租。
农忙时节，长工们顶着烈日躬身刈麦，不需要东家多出半个窝头。
有个妻女被自己调戏的佃户，居然敢嚷嚷抗议，被他安排土匪捉了，他还假意请了保安队来“平事”，请客摆酒席的钱记在佃户头上，不还钱就要他媳妇。
他走在乡间的土路上，庄户人见到他都会主动避让，每日在祠堂里管理全族大小事务，乡野之间他的话语至高无上。
他真的很开心，那一刻有一种错觉，好像人类真的短暂进入过某种黄金时代。
直到一天，一群灰粗布衣服的人带着驳壳枪找进了他的大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