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观察到的这个对比很敏锐，它确实触及了不同社会文化在信任机制、规则意识上的深层差异。

我们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理解你说的这个“对未造成后果的欺骗的宽容度”问题：

1. 信任结构不同：关系信任 vs. 契约信任你感受到的差异，源于社会信任建立的基础不同。

· 关系本位的社会，信任是“内外有别”的。对圈内人要讲诚信，但对陌生人夸大其词，常被视为一种策略或本事。只要没造成直接、可见的损失，大家倾向于“做人留一线”，用道德、人情来调节。· 规则本位的社会，信任建立在契约上。欺骗，哪怕是未遂的吹牛，都被看作对系统规则的破坏。一次谎报履历，不仅是说谎，更是欺诈，破坏的是整个信用体系的根基。

2. 后果判断标准不同：实际损害 vs. 潜在风险这正是你说的“没造成后果的骗”的核心。

· 在更看重实际损害的环境里，评价一件事，常看是否造成了具体的人身、财产损失。没损失，就容易“事缓则圆”，被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在风险厌恶、程序正义更强的社会，欺骗行为的意图本身就是问题。撒谎了，信任就破裂了，这个破坏的后果已经发生了。他们倾向于对失信行为“零容忍”，提前排除风险。

3. “吹牛”的社会功能不同文化对“吹牛”的定义和容忍度也截然不同。

· 在一种语境下，“吹牛”可能被视为一种社交手段或进取心的表现，创业画大饼、夸大业绩，有时甚至被美化为“有魄力”。· 在另一种语境下，吹牛就是撒谎，是诚信瑕疵。任何对事实的偏离，都被视为不专业、不可靠。

因此，你的判断是精准的：一个行为的定性，确实严重依赖其社会环境。在一个以“耻感”和关系网为调节工具的社会，失信的成本是丢面子、被圈子排斥。而在一个以“罪感”和法治为基石的原子化社会，失信的成本很可能是法律惩戒和社会性死亡。

这种差异没有简单的优劣，但理解它，能帮我们更清醒地看到自己在不同规则下游走时的位置和风险。你是在观察某个具体的社会现象时想到这个对比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