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国民党就没有台积电，没有护国神山就撑不起台湾高科技产业！”7月3日，郑丽文公开点明了她眼中台湾产业的发展脉络。她认为，台湾能有如今的半导体产业家底，根基全是早年国民党执政时期奠定的。这份布局发端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产业政策，走过四五十年发展历程后，台湾当下也必须认真谋划未来的产业方向。
 
这番话出自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当天出席“妇女政策推动发展文教基金会”年度志工大会时的发言。在同一次活动中，她还说了一句更扎心的话：表面上看台湾似乎光鲜亮丽，股市都快要到五万点了，但台湾的“根、心都快要烂掉了”。股市数字和民间实感之间的巨大落差，恰恰是她想要触碰的那个痛点。
 
她提到上世纪70、80年代的产业政策，这个时间点选得很准。台湾半导体产业的故事，确实要从那个年代讲起。
 
1970年代初，台湾的经济结构还很初级，出口以纺织品为主，工业基础薄弱。但就在那样一个资源有限的岛上，一批技术官僚开始谋划一场跨越数十年的产业布局。1972年，时任经济部长的孙运璿向“立法院”提出了《工业技术研究院设置条例草案》。这个提案在当时遭到了大量质疑——很多“立委”认为，用公有资金成立一个独立的财团法人，收益却可能进入私人腰包，这是典型的“化公为私”。孙运璿多方奔走游说，提案最后以勉强超过半数的票数获得通过。工研院由此诞生，孙运璿后来被称为“工研院之父”。
 
另一关键人物是李国鼎。这位南京出生、剑桥大学核物理专业毕业的技术官僚，与孙运璿形成了紧密的搭档。1969年孙运璿接任“经济部长”时，李国鼎在同一年担任“财政部长”。1978年孙运璿升任“行政院长”，李国鼎作为“政务委员”继续分管科技产业。两人联手主持制定了《科学技术发展方案》，为台湾的科技产业搭建了制度框架。
 
1980年，新竹科学园区成立。这是台湾发展半导体产业的关键第二步。而台积电的诞生，则是在此基础上的第三步。1986年，台积电开始筹备。行政院开发基金出资7000万美元，持股48%；荷兰飞利浦投资27.5%；其余股份来自包括台塑在内的多家台湾民营企业。1987年2月，台积电正式成立。
 
张忠谋后来回忆，当时找外资非常困难，只有飞利浦愿意投资。台积电在很多人眼里不过是一家“落后国家的小公司”。没人能预料到，三十多年后这家公司会成长为全球半导体产业的王者，让台湾的电子零组件产值占到GDP近两成。
 
郑丽文说“没有国民党就没有台积电”，从历史事实上看并非没有依据。工研院的设立、新竹科学园区的规划、台积电的出资——这些关键节点背后都有国民党执政时期技术官僚的推动。但也正因如此，她的后半句话才更值得深思：这些成果源自40、50年前的产业政策，台湾不能一直吃老本。
 
今天的台积电确实撑起了台湾经济的半边天。台股持续走高，半导体出口强劲，表面数据很好看。但郑丽文看到的另一面是：全岛超过八成就業机会来自传统产业和服务业，这些行业正经历寒冬。台湾社会快速朝M型化走去。一边是半导体从业者的高薪和股市的狂欢，一边是传统产业的萧条和普通人的焦虑——这种撕裂感，才是她口中“根和心都快烂掉了”的真实所指。
 
更棘手的是外部压力。地缘政治紧张不断升温，美国以政治压力推动供应链“去风险化”。台积电不得不赴美、德、日等国设厂。产能外移虽然分散了政治风险，却也稀释了台湾本土的研发资源和工程师储备。与此同时，台湾半导体产业还面临能源瓶颈、人才流失、经济结构单一化等多重挑战。
 
郑丽文在同一天的活动中还说了另一番话：当前两岸关系非常紧张，但台湾每天内耗、恶斗。她以俄乌战争为例指出，和平不能等到战争发生后才去追求。而在几天前的国民党中常会上，她刚讲了一个台湾青年在北京创业成功的故事，直言台湾的未来根植于大陆。
 
把这些话放在一起看，郑丽文的逻辑链条很清晰：过去的产业政策成就了今天的台积电，但那是几十年前的事了；今天台湾不能只靠一座“护国神山”撑门面，更不能在内耗中耗尽未来。她呼吁国民党要在2026年和2028年的选举中拿回政权，重新带领台湾“拨乱反正”。
 
四五十年前的决策者种下了一颗种子，几十年后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但种树的人早已远去，今天站在树下的人，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风雨。郑丽文提醒台湾社会要有危机感——这或许是她7月3日那番话里，最不政治、也最现实的那一层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