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语教授提出教育改助学方案，孙玉良：为“钱学森之问”找到答案】“钱学森之问”曾引起无数国人的深思：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最近与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博导谢小庆老师聊天，读到了他的几篇文章，顿感茅塞顿开。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就藏在谢教授提出的一个“观念转变”里。他提出从“教育”到“助学”的观念转变以及“告别教师，迎接助学”方案，我觉得很有前瞻性思维与推广价值。谢小庆教授系北京语言大学教育测量研究所原所长。他在《告别“教师”迎接“助学”》一文中，提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观点：现代学校中需要的不是“教师”，而是“助学”。这并非简单的称谓变化，而是从“教师中心”向“学生中心”的教育观念转变。从“要我学”到“我要学”，将是一场教育主语发生转变的伟大变革。在传统的“教育”模式中，学生是“宾语”，是被塑造的对象，就像希腊神话中强盗普洛克路斯忒斯的那张铁床，不管高矮胖瘦，统统拉长或截短以适应统一标准。这种“齐步走”的工业化人才培养模式，恰恰扼杀了学生最宝贵的个性与创造力。而“助学”理念的核心，是把学生从“宾语”变成“主语”。谢小庆教授引用雷祯孝、雷霆同志的观点指出，学生应是学习的主体，学习过程应是学生根据自身禀赋、兴趣、爱好的自我成长过程，而非被他人“塑造”的过程。“塑造”出的只能是标准化产品，而具有个性和创造性的人，只能通过“自主发展”来成就。在谢小庆教授的理念里，能力重于记忆，因为背“台词”成不了“编剧”。他有一个生动的比喻：学习的任务不是要成为能把老师的话背得很好的人，而是要成为能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说得好的人；不是成为能把台词背得很好的“演员”，而是成为自己人生的“编剧”。这些理念直指当今应试教育的弊病，与我的教育理念一脉相承。知识的积累不等于能力的发展，就像“台词”背得再多、再好，也只能是演员，成不了剧作家。我是一个作家和诗人，深知“台词”功夫和“写作功夫”是两种能力，前者有一天会忘，而后者则内化为终身受用的财富。谢小庆教授倡导的“助学”模式，关注的正是发展学生“能说、能写”的审辩式思维能力，而非提高“能记、能背”的机械记忆水平。谢教授强调，“要你学”的灌输，往往是事倍功半；“我要学”的追寻，却往往是事半功倍。当一个孩子带着好奇心去探索，其效果远胜于被动地接受填充。而从“知识传授”到“能力发展”，恰是破解钱学森之问的钥匙。谢小庆教授认为，建设现代学校，需要完成两个转变：第一个转变是从“知识传授”转向“能力发展”，第二个转变是从“教师主导”转向“学生自主”。令人鼓舞的是，第一个转变已取得长足进步，但第二个转变尚任重道远。谢小庆教授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一位澳大利亚物理教师总结自己30年教学生涯，第一个10年是“教物理”，第二个10年是“教探索”，第三个10年则变成了“支持学生自己去探索”。从“教”到“支持”，正是从“教师”到“助学”的角色飞跃。谢教授在山东杜郎口中学欣喜地看到，那里的学生真正成为了课堂的主人，绝大部分时间是学生在“展示”而非教师在讲授。在这些普通农村学生身上，他看到了中国教育的希望。谢小庆教授的核心教育理念，是培养“自己对自己负责”的人。这种观念是非常与时俱进的。在当今这个人工智能将颠覆众多行业的时代，记忆大量知识已不再具有优势。未来竞争的核心，将是一个人的审辩式思维、创造力和“自己对自己负责”的责任意识。谢教授引用澳大利亚学者简·奥登博士的观点指出，帮助孩子从小养成“自己对自己负责”的责任意识，是家长和教师最重要的责任。只有受到尊重的人，才懂得自尊；只有拥有自尊的人，才会尊重他人。以“助学”取代“教师”，最终目的正是为了发展学生的自我意识与独立意识，帮助他们从小形成“自己为自己负责”的观念。一个拥有独立人格、审辩式思维和自主学习能力的人，才是破解“钱学森之问”最需要的土壤。我认为谢小庆教授的教育理念非常高明，他提出的从“教师”到“助学”的思维转变，将为中国培养能力型学生打下良好基础。我认为这就是回答“钱学森之问”的真正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