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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张澜坦言：共产党愿意做很大的让步，但国民党根本不打算容许共产党存在，内战随时可能爆发。如果真打起来，希望你在西南地方上做工作，联共反蒋，掩护地下党。

张澜没有一点犹豫：“你放心，如果打起来，我一定照你说的去做。”

他不是说说而已。重庆谈判结束后，他立刻开始把一些西南地方实力派将领秘密发展成民盟盟员，交代任务：支持民主运动，掩护共产党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适当时机起义。这些布点，后来在西南和平解放中起了不小的作用。

从重庆那三次长谈开始，张澜的心其实已经很清楚了：谁在真心谋这个国家的出路，谁在打着统一的旗号准备内战，他看得一清二楚。他那句“得天下者毛泽东”，绝对不是一时兴起，而是冷眼旁观多年之后的判断。

1946年，蒋介石撕掉了最后一层遮羞布，公开发动全面内战。张澜对国民党彻底失望。国民党筹备国民大会，千方百计想把民盟拉进去，给“宪政”涂上一层体面。张澜作为民盟领袖，坚决不参加，等于当众揭穿“伪国大”的合法性。

不久，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被暗杀。张澜那时候在成都，亲自主持追悼会，站在台上语气极其坚决：“本人决定步两先生之后尘，为中国的和平民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话音未落多久，他自己就遇袭了。追悼会散会后，国民党特务当街殴打他，头部受重伤。对于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这样的打击，足以致命。他挺了过来，却更加坚定了和这个政权决裂的决心。

1947年底，国民党内政部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陈立夫亲自起草解散文告，拿着让张澜签字，并放话“一个字不许改”。那天民盟开了九个小时的会，争得面红耳赤。最后，张澜咬咬牙，签了。

签字不代表投降，他心里有另一层考虑：盟员遍布全国，真要硬杠到底，死的会是一大批人。他随后发表个人声明，告诉大家要在“合法限度内”继续为和平、民主努力，说白了，就是“危险事冲我来”。

转身，他安排沈钧儒等核心人物去香港，秘密恢复民盟。这一前一后，既保全了盟员的生命，又没让民盟的旗子倒下。

也正因为这样，到了1949年，局势逆转，人民解放军连战连捷，蒋介石败局已定，国民党方面还在做最后的挣扎，也只能想到他。

张群代表蒋介石出面，希望他再做一次“调解人”。张澜那句“我站在共产党这一边，不再做调解人了”，其实某种程度上是给整个“第三方面”定了调。这话对蒋介石来说几乎是当面挥刀，但他已经懒得绕弯子。

于是才有后来的特务包围、软禁与营救，也才有1949年那个夏日午后，北京饭店里那张握在一起的手。

见面后第二天，毛泽东就派车请张澜去中南海菊香书屋吃饭。司机临出发前，毛泽东特地叮嘱一句：“路上有坡，车慢点，稳一点。”

车到了，中南海的台阶不高，毛泽东还是亲自站在门口接，伸手把张澜从车里扶下来，再扶他慢慢上台阶。那顿所谓的“家宴”，菜很简单：藤藤菜、苦瓜、豆腐、豆芽，一碗汤，再加一小碟辣椒。

张澜回去跟子女说起这事，语气里是真感慨：“毛泽东请我吃饭，好俭朴，这让我看到未来的中国大有希望。共产党真是为国为民的党。”

那一年，九月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他以民盟主席身份出席。十月一日，他和毛泽东并肩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看着几万群众在广场上挥舞着帽子和旗子。那天他还穿着褪色的土布长衫，头上那顶瓜皮帽也是旧的。毛泽东当众笑着夸他一句：“表老啊，你很好，你的德很好，你是与日俱进的。”

在新政府的职务安排上，毛泽东对他开的“牌”很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民盟中央主席、后来又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对很多人来说，这些称号听着复杂，但对张澜来说，意味着一个老读书人、老民主人士，从此要和共产党一起承担治理国家的责任。


有趣的是，他这个副主席当得一点也不“虚”。四川各界一有事，首先想到的往往不是其他，而是“给张表老写信”。短短时间内，从四川寄来的信就有几百封，什么都有：土地改革中遇到的问题，地方干部的作风，旧势力残余，教育恢复，甚至包括老百姓对粮价的抱怨。

张澜不敷衍，他一封封看，让秘书分类整理成材料，然后在国务会议上当面交给毛泽东。毛泽东每次都拿回去认真看，有的在上面写批示，转给有关部门办理。张澜也会附上自己的判断和建议，该提意见就提意见。

在很多重大决策上，毛泽东会主动找他谈。抗美援朝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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