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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面对面，却是这一天。

那之后不到半个月，毛泽东三次走进上清寺特园，专门去看他。

第一次是8月30日下午。毛泽东上午刚和蒋介石坐了一轮谈判，午饭都没怎么吃，就让车子直接开往特园。

这地方，不是普通人家。抗战期间，重庆成了陪都，特园成了民主人士聚集的“民主之家”，也是民盟的一个活动中心。张澜就住在这里的一角。

那天，特园里的工作人员、住在那里的学生都挤在走廊、楼梯口张望，想看看延安来的共产党领袖长什么样。毛泽东一进门，就先向他们挨个打招呼，看到下人、雇工也站在一边，竟从楼梯底下一直走到上面，与每个人握手。有的刚烧完火，手上还满是灰，他也毫不在意。

这一幕，后来在张澜心里印象极深。他回头跟人感叹，说“得天下者毛泽东”，恰恰不是因为枪多，而是因为他懂得尊重人，不论是学生还是烧火工。

进了卧室，毛泽东先转达了朱德和吴玉章的问候，亲手递上一封信和一条延安出产的红格子毛毯。那封信一开头就是“表老吾师”，落款是“学生朱德”。朱德当年在川北上学时就是张澜的学生，一直把他当老师，称呼丝毫没变。

张澜从信里看到的，不只是一个老学生的敬意，更是共产党对民盟事业的支持。“你的事业，我们是支持的。”这句话，让他很受触动。

礼节过后，谈正事。

张澜先提了一个现实的担忧：你这样亲自来重庆和蒋介石谈判，危险很大。我明白你的诚意，但你自己的安全，你想过没有？

毛泽东笑笑，没绕弯子，直接把中共中央8月25日发表的那份《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掰开揉碎讲了一遍，六条紧急主张，一条一条解释给张澜听：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合理划分受降区，惩办汉奸、解散伪军，公平整编全国军队，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保障人民自由权利，马上召开各党派人士会议。


说到最后，他简单概括：“我们的要求，就是这些。”

张澜一边听，一边不断点头。这些要求，在他看来并不过分，甚至可以说，是任何有基本正义感的人都能接受的底线。他听毛泽东介绍解放区的政权、社会风貌、教育、生产时，尤其精神一振，忍不住插话：“你们真在那边试一种新的社会啊？”

两人这一聊，就聊到傍晚，直到张治中派人来催晚宴，才不得不先告一段落。

第二次见面，是9月2日。形式换了换，这回是民盟在特园宴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张澜做东，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等人作陪，一桌子都算得上半个中国知识界的代表。

毛泽东笑着一落座，第一句话就有点半开玩笑：“这是民主之家，我也回家了。今天我们聚会在‘民主之家’，今后我们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

说笑归说笑，实话却也都夹在里面。他在席间讲“和为贵”，讲共产党是真心主张民主建国的。这种场合，他刻意放低了理论术语，把道理说得很家常。酒过几巡，不太能喝的毛泽东难得陪着张澜对饮枣子酒，还提笔给特园题了四个字：“光明在望。”

第三次，就更深入了。

9月15日下午，毛泽东又来了特园，这次没别人，专门和张澜在卧室密谈，时间也是最长的一次。

毛泽东这回把和蒋介石谈判的进展，从细节到大局，几乎不留保留地说了。表面看，几条原则问题谈拢了，协议也快成形，但真正的结就在解放区政权和军队上。蒋介石打着“全国政令军令统一”的旗号，要共产党“交政权、交军队”。毛泽东看得很透，他直说：“蒋介石是想在美国帮助下，准备打内战，用武力统一中国。”

张澜听完，沉默了一会儿，忽然长叹一声：“我在川北搞自治时，才真正明白政权和军队有多重要。你们不能把政权和军队交出去，一定要坚持。全国人民寄希望于你们，你们要为中国保存一些干净土。”

这话，说得非常直白。所谓“干净土”，就是不受国民党腐败统治污染的一块地方，是中国未来的底牌。

随后，张澜给毛泽东出主意：“你们跟国民党谈判，已经谈成的，要公开，让大家都知道。免得将来蒋介石不认账。”


毛泽东一拍大腿，说这个办法好。可一琢磨，又觉得难：“我们单方面公开，国民党那边不答应，事情会很僵。”

张澜想了想，直接接过这个“脏活”：“那就我来写。由我给你们两党领袖写一封公开信，把会谈的内容摊开在全国人民面前，让大家来监督。”

毛泽东当场答应，还赞了一句“老成谋国”。

那天晚上，张澜就提笔写成《致国共两党领袖的公开信》，把和谈的内容原原本本摆在重庆《新民报》和成都《华西晚报》上。对蒋介石来说，这封信不亚于当头一棒。

更深的一层，则是他们对“后路”的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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