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女飞行员刘晓连在驾驶飞机爬升至700米时，突然被一架歼击机撞击，伴随一声巨响，机组人员全部昏迷，飞机失控急速下坠，就在这时刘晓连奇迹般地醒了过来。

刘晓连1949年11月出生在辽宁大连，祖籍河北蠡县，父母都是军人。家庭环境给她留下的影响很直接：穿上军装、保卫祖国，是值得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

1967年，刘晓连完成航校学习，成为一名运输机飞行员。两年后，20岁的她开始担任机长，成为当时空军年龄最小的女机长之一，并走上团飞行参谋岗位。到1982年，她虽只有32岁，却已经积累了十多年飞行经验，对运输机的性能、操作程序和特情处置相当熟悉。

1982年9月20日上午，刘晓连带领机组完成转场任务，准备驾驶安-26运输机从张家口机场返回部队。

就在爬升过程中，一架高速歼击机与安-26发生碰撞。

两种飞机的飞行速度、机动能力和结构用途差别很大。运输机在起飞爬升阶段既没有充足高度，也缺少大幅转向的空间。等机组发现危险时，留给他们采取动作的时间已经极短。

猛烈冲击传入驾驶舱，刘晓连和其他机组成员被震昏。安-26失去正常控制，机身向一侧倾斜，并迅速降低高度。公开资料记载，刘晓连恢复意识时，飞机已经掉下去四百多米。这意味着运输机与地面之间只剩下很有限的高度，稍有迟疑便可能撞向地面。

刘晓连醒来后，首先注意到飞机正在下坠。她顾不上检查自己的伤势，立即抓住驾驶盘，设法压住继续倾斜的机身。

更危险的是，飞机距离地面太近。运输机必须先恢复基本姿态，才能谈得上寻找降落地点。刘晓连一面控制驾驶盘，一面组织陆续清醒的机组成员回到岗位。副驾驶协助稳定航向，机械人员检查尚能使用的系统，其他成员根据有限的仪表数据判断高度和速度。

大家面对的首要问题，是把持续下坠的飞机拉回接近平飞状态。

安-26的机体已经受损，操纵反应与平时不同。动作过大会加重结构负担，动作太小又难以制止下降。刘晓连只能凭借长期飞行形成的手感，一点点修正姿态。经过机组配合，飞机没有继续朝地面俯冲，暂时恢复了可控状态。

控制住飞机，只是争取到几分钟时间。

他们设法转向机场，准备实施紧急着陆。此时，驾驶舱视野和仪表信息都不完整，正常通信又无法保障，机组很难获得地面方面的连续指挥，只能依靠目视观察和已有经验接近机场。

当安-26靠近跑道时，新的难题出现了。机场还有歼击机正在进行起降活动，受损运输机若直接进入跑道，不仅可能与其他飞机发生冲突，也可能因操纵失灵而冲出跑道。

一边是必须立刻降落的受伤运输机，一边是正在使用的机场跑道。刘晓连没有选择继续等待，她决定避开跑道，在机场旁边的草地实施迫降。

机组开始为迫降作最后准备。驾驶人员尽量稳定下降率和航向，机械人员设法恢复可以使用的装置。由于部分操纵机构受损，每一个动作都比平时费力。机组成员虽有不同程度的伤情，没有人离开岗位。

接近地面时，刘晓连必须同时判断速度、姿态和草地位置。飞机落得太重，受损机体可能当场断裂；机头压得过低，残缺的前部可能插入地面；速度过快，又可能在滑行中偏转失控。

安-26接触草地后剧烈颠簸，仍带着很大的惯性向前滑行。刘晓连与副驾驶继续压住操纵装置，尽力保持方向，避免飞机重新冲向跑道。经过一段惊险滑跑，运输机停了下来。

从空中碰撞到完成迫降，整个处置过程大约只有五分钟。

这五分钟里，刘晓连先从昏迷中恢复意识，再阻止飞机继续下坠，组织受伤机组重新工作，判断飞机不能长时间滞空，避开正在使用的跑道，选定草地实施迫降。每一步都紧挨着下一步，没有重新来过的机会。

事故没有演变成机毁人亡，靠的不是运气。机长的判断、各岗位的协作以及平日反复进行的特情训练，共同把一架严重受损的运输机带回地面。人民网相关报道也记载，飞机被撞后座舱仪表大量失灵，机组成员受伤，刘晓连带领大家完成了迫降。

2004年7月，刘晓连晋升空军少将。她后来担任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还曾参与妇女事业和关心下一代工作。身份从一线飞行员变成指挥员、教育者后，她关注的重点仍没有离开航空事业。

刘晓连的经历留下了一条清晰轨迹：从十几岁的航校学员，到20岁的女机长，再到荣立一等功的特级飞行员和空军少将。1982年的迫降不是孤立的传奇，它来自长期训练、严格纪律、机组信任和对职责的坚守。

飞机在700米空中被撞，机组一度失去意识，机体带伤下坠。刘晓连醒来后没有放弃操纵，其他成员也没有因受伤离开岗位。五分钟很短，却足以检验一名军人的技术、责任和胆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