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京陷落后，湘军最精锐的霆军8000人反而哗变了，不但拒绝奉命西征，还绑架了主将宋国永。更荒唐的是，这8000人随后南下，投奔了已经奄奄一息的太平天国余部，沿途清军竟无一人敢拦。

​这件事发生在1865年，也就是太平天国灭亡后的第二年。

​霆军是什么来头？它由湘军名将鲍超一手带出，从咸丰六年（1856年）三千人起家，打到同治三年（1864年）时已扩充至一万六千人马步兵，是湘军里公认的头等野战主力。攻克天京，霆军是主力之一。清廷论功行赏，鲍超被视为"中兴功臣"。

宋国永被绑在营寨的柱子上，军靴上还沾着天京城墙的焦土。他看着帐外士兵们举着的火把，火光里映出一张张熟悉的脸。

那个扛大旗的是湖北老乡，当年在九江城下替他挡过一箭；那个吹号的少年，还是他从流民堆里捡回来的。可此刻，他们的眼神里没有了往日的敬畏，只有饿狼般的凶狠。

“宋将军，饷银何时发？”领头的哨官踹了踹柱子，震得宋国永的肩甲哗哗响。这话像根针，扎破了帐内最后一丝体面。

霆军攻天京时，每人怀里都揣着鲍超画的饼：“城破之后，三日不封刀，饷银加倍。”可破城至今，别说加倍，连半年的欠饷都没见着，倒是朝廷的旨意一道接一道，催着他们西征去剿捻军。

鲍超此时正在老家养病。他临走前拍着宋国永的肩：“兄弟们跟着我出生入死，你可得护住他们。”这话如今成了烫手山芋。

宋国永望着帐外堆成小山的军械，那些火枪还是从太平军手里缴获的，枪管上的烤蓝在火把下泛着幽光，却护不住这群快饿疯了的士兵——他们已经三天没正经吃过饭，只能靠挖野菜充饥。

哗变的导火索是那道西征令。传旨的太监尖着嗓子念“着霆军即刻开拔，不得延误”，念到“饷银俟剿捻功成后一并发放”时，队列里突然有人喊：“去他娘的功成！老子要吃饭！”这一喊像炸了锅，士兵们扔下枪，涌到中军帐，把宋国永堵了个正着。

南下的路上，霆军像股失控的洪流。路过安徽巡抚的防区时，巡抚派来的使者骑着快马拦路，刚说“朝廷已有安抚之意”，就被乱枪打落马下。

士兵们抢了官府的粮仓，却没骚扰百姓，有个老兵还把馒头分给路边的乞丐，说“咱反的是朝廷，不是穷人”。

这场景让尾随的清军将领犯了难——打吧，怕这八千虎狼拼命；不打吧，又没法向朝廷交差。

投奔太平天国余部时，侍王李世贤都懵了。他的残部不足五千，正被清军追得像丧家犬，突然跑来五千湘军精锐，说要“共襄大义”。

李世贤摸着霆军士兵身上的湘军号衣，上面还绣着“霆”字，突然大笑：“清廷啊清廷，你终究养不熟这些卖命的！”他没问缘由，立刻杀猪宰羊，把仅存的粮草全拿了出来。

宋国永被松绑那天，看见霆军士兵和太平军坐在一起喝酒。有人唱湘军的军歌，有人哼太平天国的圣歌，调子不同，却都透着股悲怆。

他突然明白，这些士兵不在乎穿谁的号衣，在乎的是有人把他们当人看——鲍超在时，会替他们挡冷箭，会把自己的赏银分下来。

而朝廷只会把他们当枪，用完了就扔，连口饱饭都舍不得给。

消息传到北京，同治皇帝把奏折摔在地上。曾国藩急得吐血，他练湘军时总说“忠义为上”，怎么也想不到，最精锐的霆军会走到这一步。

李鸿章在一旁冷笑：“大人，你忘了？这些兵勇多是流民，跟着谁有饭吃，就认谁是主子。”

这话戳中了要害——所谓“中兴”，不过是用银子和粮食堆起来的虚火，火一灭，剩下的只有灰烬。

八个月后，这支哗变的霆军在广东被清军围剿。最后的关头，那个湖北老乡把宋国永推出重围，自己带着弟兄们死战。

临死前，他对着湘军的方向磕了个头，说“鲍将军，对不住了”。宋国永逃出生天，却再没回朝廷，隐姓埋名当了个货郎，走南闯北时，总爱打听鲍超的消息。

鲍超后来被朝廷革了职，闲居在家。有次遇见个从广东逃回来的霆军老兵，听他讲完哗变的经过，沉默了半宿，突然放声大哭。

他想起当年在湖南招兵，对着一群面黄肌瘦的汉子说“跟着我，有饭吃，有饷拿”，那些汉子眼里的光，比战场上的炮火还亮。

历史书里写“霆军哗变，实乃湘军之耻”。可翻开当时的军饷账簿，会看见一行刺眼的记录：“同治四年，霆军欠饷共计七十万两，同期内务府采办翡翠翎管，耗费八十万两。”

原来有些背叛，不是因为不忠，是因为寒心——当卖命的不如戴花翎的金贵，谁还会把那“忠义”二字当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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