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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知理》 (一百) 魏明帝命公卿负土造山 魏明帝曹叡[公元205—239年]

《明史知理》
(一百)
魏明帝命公卿负土造山
魏明帝曹叡[公元205—239年]于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好大喜功,大兴土木。即位之后,他大肆营建宫殿,在许昌建造许昌宫,又于洛阳兴建洛阳宫,征调的工役连续数月劳作不止。他还把长安秦汉故宫中的钟架[又称钟簴,古代挂钟、磬、鼓的木架。其横木叫笋,笋旁所立二柱叫簴。簴的两端刻龙画凤。]、铜橐驼及合同承露盘[汉武帝好神仙,在神明台上作承露盘,立铜仙人舒掌以接甘露,认为饮此甘露可延年益寿,后又加工成仙人手擎盘承甘露。]迁至洛阳,用铜铸造两个巨大的铜人,称作“翁仲”,摆列在司马门外以壮声威,还铸成黄龙、凤凰安置在自己宫殿前。在芳林园[东汉时建造,遗址在今洛阳市东。三国时齐王曹芳即帝位,改称华林园。]修筑一座土山,他性子急躁,想尽快完工,便命令公卿大夫每日放下公事,为他搬土助力,背负泥土堆山。山堆成后,又命工匠和公卿栽种杂木芳草,捕捉各类野兽禽鸟放养其中,远远望去,宛如真山水一般。
光禄卿高堂隆[字升平,泰山平阳(今山东新泰)人,官散骑常侍。曾上书谏止大造宫室,迁光禄勋。尤善天文。]、尚书卫觊[字伯儒,河东安邑(今山西运城)人,年少时以才学著称,官侍中,以文章显名于世,明帝时封阒乡侯。]及司徒掾董寻[河东(今山西南南)人,为司徒军议掾,上书明帝谏止迁徙长安钟架铜人。]皆上书极力劝谏其过失。明帝不听,依旧大兴土木。
上天赋予一人治理天下之责,并非让天下人侍奉一人。明帝时,魏、蜀、吴三国鼎立,作为君主本应厉行节俭,如此尚不足以满足国家用度,而明帝却因一己喜好,劳民伤财去做不急之务。况且公卿大臣是国家栋梁,是朝廷向来敬重之人,每日处理万机,昼不得息、夜不能寐尚难以理清政务,明帝却视公卿如草芥,让他们背负泥土堆山,沾手涂足,这实在有悖使用臣工的礼节。不久,明帝因宴乐无度而早亡,连后嗣也断绝了。正是这种只想坐享其成的人,使得曹魏的天下不久便被司马氏篡位,明帝铜人土山的逸乐,最终又归了谁呢?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魏明帝曹叡这般骄奢淫逸、不顾民生之举,无疑为曹魏的衰败埋下了祸根。在他大兴土木之时,百姓苦不堪言,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而他对大臣劝谏的置若罔闻,更是让朝堂上下人心惶惶,失去了臣子们的忠诚与信任。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贤明的君主,他们深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以百姓的福祉为重,厉行节俭,轻徭薄赋。他们懂得善用人才,让朝中大臣各司其职,发挥其最大的作用,共同为国家的繁荣稳定而努力。
从魏明帝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兴衰与君主的德行和决策紧密相关。若君主只图个人享乐,不顾国家和百姓的利益,那么即便有强大的国力,也难以长久维持统治。而那些心系百姓、善于用人、勤俭节约的君主,往往能够赢得民心,使国家长治久安。
如今,我们回顾历史,更应从中汲取教训。无论是国家治理,还是个人生活,都要懂得克制欲望,以长远的眼光看待问题,不能因一时的享乐而不计后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重蹈魏明帝的覆辙,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