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独立后，大量科学家被中国"接纳"。而这些科学家来到中国后，不少人第一个要求竟然是：恢复自己的党员身份，参加党的组织生活。然后第二个要求才是诸如待遇家人的问题。这给当时的我们极大的震撼。

可谁能想到，这份家底没撑几年就成了烫手山芋，国内经济一路滑坡，恶性通胀卷得人喘不过气，原先拿高薪的军工专家，月薪折合成美元只剩十几二十块，连买面包都要掐着指头算。

尼古拉耶夫造船厂造过航母的工程师，没事就拆点模型卖废铁换口粮；搞航空发动机的专家，冬天裹着旧大衣在基辅街头排队领救济；研究导弹的总师，下班还要摆个小摊修电视贴补家用，一身真本事愣是换不来安稳日子。

这时候全世界都盯着这批人才，美国、韩国、西欧都跑去挖人，开的价码看着不低，可过去之后大多是当个边缘技术顾问，核心项目碰不着，说白了就是把人当干活的工具，没人管你心里想什么、念什么。

也就是在这个节骨眼，咱们国家启动了双引工程，专门引进独联体国家的人才和技术，工作组坐着绿皮火车穿西伯利亚，晃悠整整一个星期才到基辅，直奔各个军工重镇找人。

当时咱们自身条件也不算顶尖，但胜在办事实在，开出的月薪是乌克兰当地的二十倍，来了有专门的专家村住，家属工作、孩子上学、看病吃药全给安排明白，连当地人爱吃的灌肠都专门从哈尔科夫冷藏空运过来，就为了让人家住得习惯、干得安心。

从1992年到1998年，前后有上千名乌克兰专家来华，其中核心的骨干专家就有两百来位，不少都是拿过苏联国家奖、列宁奖的总师级人物，扎进了陕西、重庆、辽宁、黑龙江这些地方的军工科研基地。

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本来都做好万全准备了，坐下来先念待遇细则，住房面积多少、工资怎么发、家属怎么安置，一条条列得清清楚楚，就怕哪里考虑不周。可万万没想到，好多专家刚坐下，还没等翻译把待遇条目的头一条念完，先开口问的是自己的党员身份能不能恢复，以后能不能参加组织生活。

一开始翻译都愣了，反复确认没听错才把话转过来，搁谁谁都得意外，毕竟放着实实在在的待遇不问，先提这种看上去“不顶饭吃”的要求，确实少见。而且这事不是个例，后来陆续到的专家里，好多人入住招待所头一周就主动打听这件事。

有位干了一辈子的资深焊接专家，办完入职手续第一句话就是问党组织的安排，说自己有几十年党龄，不想就这么脱离集体。还有曾经主持过洲际导弹发动机设计的专家科瓦尔，拎着磨破皮的旧皮箱走下飞机，跟迎接的人说的第一句话也是请求恢复自己的党籍。

好些人党证早就在动乱里弄丢了，纸质档案也不知道散落到了哪里，可入党的具体年月、介绍人是谁、以前在哪个支部过组织生活，记得清清楚楚，就像刻在脑子里一样。

这事当时给咱们对接的人员震撼不小，本来以为人家背井离乡跑这么远过来，最关心的肯定是赚多少钱、住得舒不舒服，结果精神上的念想反倒排在了最前面。

说穿了也不难理解，这些老专家大多是苏联时期入的党，一辈子受的都是集体主义教育，搞科研也是跟着组织的步调走，早就习惯了有支部、有集体、有共同目标的日子。

苏联一解体，乌克兰跟着搞去苏共化，当地的党组织说散就散了，一夜之间几十年的身份没了依托，身边的同事走的走、散的散，连个能一起聊工作、聊理想的集体都找不到。

西方那些国家挖人的时候，眼睛只盯着你肚子里的技术，根本不在乎你有没有信仰、想不想过组织生活，在那边待着，说白了就是个拿高薪的技术雇工，活儿干了，钱拿了，可心里总空落落的。

到了中国就不一样了，各个科研单位里党组织都建得扎扎实实，大家拧成一股绳攻坚项目，这种集体干事、目标一致的氛围，跟他们年轻时候的经历太像了。

就像飘了好几年的人突然看见熟悉的家门，第一反应肯定不是先问家里管不管饭，而是先确认自己还能不能进这个门，能不能重新过上有组织、有集体的日子。比起涨工资、分房子，这种精神上的归属感，对这些大半辈子跟着组织走的老人来说，分量重得多。

咱们这边也很懂这份心思，按规定肯定没法给外籍专家办理正式的党员身份，但还是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想了不少办法，给符合条件的专家组建了专门的学习小组，定期组织他们看书学习、聊聊行业和国际形势，还邀请他们列席基层的党组织活动，甚至做了专门的党费证，让他们能按自己的习惯缴纳党费。

有位叫科尔日科的专家，接过党费证的时候手都有点抖，回去之后把这个小本子和自己的工资条、一辈子攒的获奖证书一起锁在了铁盒子里，看得比什么都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