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5月20日，71岁的丁玲走出秦城监狱，拿到一张释放通知被安排到山西省长治市老顶山公社嶂头村，每月给80元生活费，由国家养起来。次日陈明一路追到村口，抬眼望着连绵青山，轻声感慨此地景致宜人。身旁人淡淡应声，哪儿都无所谓，只要能同你相伴一处，便足矣。

没有抱头痛哭，也没有长谈往事，就两句话，把六年分离的酸楚压在心里，把余生的念想放到眼前。比起豪言，这更像救命绳，抓住就不松手，不是吗。

她不是普通人。1928年凭莎菲女士一夜成名，1951年拿斯大林奖金二等奖，风头压顶。后来风向一变，1955年被指反党，1957年戴上右派帽子，1958年下到北大荒，1970年再进秦城。高峰到低谷，一个人走了二十年。

陈明也不走，他本该留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结果跟着去了北大荒，一个在菜排种菜，一个在畜牧队养鸡。1970年两人先后被捕，关在彼此附近的上下铺，却不知道对方就在墙那边。明知道对方可能就在附近，却确认不了，这是什么滋味。

1975年放人后，组织安排丁玲去嶂头村养老，每月80元，不分配工作。陈明也被放出来，工资恢复到129元，两人加起来209元。账面不低，现实不轻，生活开销要花，丁玲每周还得去卫生所治疗，再给丁玲的儿女每人寄50元，一个月也就见底。

刚到村里，先借住在社员家的合院里，墙皮斑驳，窗纸漏风，屋里一张长条几、一张方桌、两把椅子，被子都是借来的。夜里烧炕差点煤气中毒，好在房东发现得早。这样的起点，换做谁也得咬牙。

陈明身体也不硬朗，还是把挑水、劈柴、生火、做饭全揽了。他留心观察丁玲平日的起居饮食，院落角落搭了鸡圈，里面饲养十四只母鸡，每日都能收获新鲜鸡蛋，正好用来调养身子。又在院里开垄种上山药，他听说这对糖尿病有好处。两个七十上下的人，还能指望谁呢。

他们慢慢融进村里，干活搭把手，邻里有话好说。1976年春，大队看两位年纪大、住得也苦，申请经费修缮，选了村里一处闲置老宅，原来三间北屋，两侧加了厢房，合成五间，屋里铺水泥地，添木板床，还把山泉水接到水管里。住着不再漏风，冬天也不那么冷，人的心就稳了。

这么多年风吹雨打，丁玲看透了名和利，山里日子反倒让她松口气。日出能看山，日落能闻炊烟，少了盘问和猜忌，人才能喘口气。这不就是她想要的安稳吗。

她又想写了。早在北大荒，她动笔过在严寒的日子里，可动乱来了，数万字手稿散了。到了嶂头村，日头好的时候她就提笔，把一路的见闻和心里话一点点写下来。陈明在旁边理稿、对字，烧好饭再端茶，像守住一盏小灯。

钱上，他们算是能过得去。丁玲80元，陈明129元，加上补发的工资，勉强周转。村里拿到拖拉机指标，苦在没钱，生产队犯难。两口子合计，把补发的一万多元全捐出来，直接让大队把车买了。七十年代的一万元，是不是相当于他们的全部积蓄。有人打趣说本性难移，意思是到了这步还想着捐。问题在于，真正关键的不是钱多钱少，而是他们心里那点不愿改变的底线。

1952年她斩获斯大林奖金，五万卢布全数捐给妇联用于儿童福利。后来赴山西小院生活，依旧保持这般无私奉献的行事作风。陈明回忆过一句话，我和丁玲都不爱钱，像是解释，也像是把话放在桌面上。

这三年很像他们命运里难得的缓冲。1978年拨乱反正，右派问题摘帽，1979年初在作协帮忙下回到北京。后来到了1984年，中组部发文件，彻底恢复名誉。丁玲看完说，现在我可以死了，这句话不带戏。

1986年3月4日，她病重离世。弥留之际忽然清醒，攥住陈明的手轻声唤他再吻自己。陈明低头轻触她的额头，她气若游丝低语：你这一生太苦，我心里最放不下的人就是你。婚姻从1942年到1986年，44年里至少有25年在陪着挨整、流放、坐牢，哪一天是踏实的呢。

陈明后来也没摆什么大道理，他只留下一句，只要在一起什么都好。说白了，这话谁都能讲，真走到那一步，谁又能撑住。

回头看，那台在村路上冒着烟的拖拉机，还在许多人的记忆里开着，像他们在山里留下一条深深的车辙。你说，是那一万元更重，还是那两句话更沉。

参考信息：陈明. (2010). 我与丁玲五十年 —— 陈明回忆录.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