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难忍丧妻之痛的陈布雷，把一身邪火都发到了刚出生的女儿身上，他一怒之下将女儿从窗户扔了出去，甚至还咆哮道：“我要弄死这个孽障，看谁敢救！”
杨品仙出身名门，知书达理，两人结婚十年，接连生下了四个孩子。这十年间，陈布雷在外奔波办报，家里的重担全落在杨品仙一人肩上。
可是，生活的重压和频繁的生育，早早拖垮了杨品仙的身体。1919年10月，当杨品仙生下第五个孩子，也就是小女儿陈琏时，突发严重的血崩，随后感染了产褥热。在那个医疗条件极度匮乏的时期，产褥热几乎等同于绝症。杨品仙生完孩子没几天，就不治身亡。
妻子的离世，成了压垮陈布雷理智的最后一根稻草。当时的陈布雷事业尚未达顶峰，家庭经济捉襟见肘，看着满屋子嗷嗷待哺的孩子，再看着床上妻子冰冷的遗体，巨大的悲痛瞬间转化为一种扭曲的愤怒。
极度的悲伤让他丧失了理智，他把妻子难产离世的罪责，全都推到了这个刚出生的女婴头上。在他眼里，这个满脸通红、哇哇大哭的孩子毫无可爱之处，恰恰是这个“孽障”夺走了他最爱之人的生命。于是，他抱起襁褓中的婴儿，走向窗边，发疯般地将她扔了出去。
捡回一条命的女婴，被长辈抱在怀里瑟瑟发抖。陈布雷事后冷静下来，看着死里逃生的女儿，也流下了悔恨的泪水。为了纪念亡妻，也为了表达对这个苦命孩子的愧疚，陈布雷给她取了个乳名，叫“怜儿”。
谁能想到，这个差点死在亲生父亲手里的女婴，日后却长成了民国历史上一位极具传奇色彩、也极具反叛精神的女性。
时光荏苒，陈布雷一路高升，成了国民党内炙手可热的核心幕僚，为蒋介石代笔起草了无数重要文告。按理说，作为国民党高官的千金小姐，陈琏大可安享荣华富贵，走上一条平步青云的名媛之路。但命运的齿轮偏偏走向了另一个方向。
陈琏骨子里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倔强，这种倔强或许正是从父亲当年那场暴怒中遗存下来的火种。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中华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面对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和对外政策的软弱，年轻的陈琏表现出了极大的失望。她不顾父亲的强烈反对，毅然决然地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真理。
1939年，还在读书的陈琏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她考入昆明西南联大，并在那里结识了她一生的伴侣、同样是地下党员的袁永熙。
一个国民党“文胆”的亲生女儿，居然成了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这听起来像是一场黑色幽默，却真实地发生在这个显赫的家族里。陈布雷那八个子女中，有四个最终都走上了革命道路，这无疑是对陈布雷毕生政治信仰的巨大嘲弄。
历史的戏剧性在1947年达到了高潮。
1947年8月，陈琏和袁永熙在北平结婚。新婚燕尔的他们，表面上是光鲜亮丽的知识分子，暗地里却在为北平地下党提供重要的情报支持。谁知，仅仅结婚一个月后，国民党保密局的特务破门而入，将正在北平市京兆东街24号住宅里的陈琏夫妇当场逮捕，并火速押往南京。
当保密局把逮捕人员名单递到蒋介石桌案上时，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抓谁不好，偏偏抓了陈布雷的掌上明珠。
这时候的陈布雷，早已被多年的政治倾轧和内战乱局折磨得心力交瘁。得知女儿女婿被捕，并且还被打上了“共谍”的标签，他可谓是五雷轰顶。可即便是在这种危急关头，血浓于水的亲情依然战胜了残酷的政治立场。当年那个狠心把女儿扔出窗外的暴躁父亲，此刻只是一位为了保住女儿性命而四处奔走的沧桑老人。
父女俩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谁也没有试图去改变谁的信仰。陈布雷知道女儿的心早就不在国民党这边了，他没有责骂，只是默默地为她安排了退路。
1948年底，国民党在战场上节节败退，政权大厦将倾。作为蒋介石最核心的幕僚，陈布雷深感无力回天。他曾苦苦向蒋介石上书进言，换来的却是冷酷的训斥，甚至连自己的儿女跑到共产党那边去，也成了被当面羞辱的把柄。他对蒋介石的愚忠、对时局的绝望以及极度的颜面尽失相互撕扯，让他再也无法承受这巨大的精神折磨。
11月13日的深夜，陈布雷在南京服下大量安眠药，以一种极其悲壮又极其无奈的“尸谏”方式结束了自己68岁的生命。这位一生为别人代笔的文人，最后只留下一封绝笔书，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父亲的死，并没有让陈琏停下追寻信仰的脚步。新中国成立后，陈琏如愿以偿地投身到新社会的建设中，担任了共青团中央的要职，官至共青团少年儿童部部长。
遗憾的是，命运似乎并没有放过这个曾经被抛弃的孩子。到了1956年，她的丈夫袁永熙被错划为右派。在极大的组织压力和痛苦挣扎中，陈琏被迫与深爱的丈夫离了婚。但这种切割并没能护她周全。随着六十年代那场席卷全国的风暴降临，陈琏遭到严酷的批斗，被污蔑为历史上存在变节行为的“叛徒”，身心都受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摧残。
1967年11月19日，上海的初冬透着刺骨的寒意。在泰兴路华东局宿舍大楼的11层，48岁的陈琏做出了和父亲当年一模一样的抉择——用死来寻求解脱。她纵身一跃，结束了自己坎坷而传奇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