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95岁的费孝通临终之际，拉着女儿的手说：“我走后，你不要把我全葬在你母亲身边···”


2005年4月，北京协和医院的一间病房里，九十五岁的费孝通已经很难完整说完一段话。那天下午，他忽然清醒，把女儿费宗惠的手拉过来，一字一句说了关于后事的安排。


意思很明白：骨灰分成两份，一份跟着孟吟，另一份，送到广西去，陪着王同惠。女儿听完，点过头，转身出去找医生商量。房间里又安静下来。


这不是临时起意。熟悉费孝通的人都知道，这个安排在他心里存了很久。


把时间拨回1935年。那年费孝通二十五岁，在清华研究院读社会学。新婚妻子王同惠二十三岁，毕业于燕京大学。


两人商量着，要去广西大瑶山做一次入户调查。那时候进瑶山，全靠两条腿走。他们雇了挑夫，带了简单的行李和问卷，从桂林出发，走了整整五天。


王同惠把长发剪短，穿着粗布褂子，跟在费孝通后面，手里攥着一支钢笔和一个硬皮本。当地瑶民后来回忆，这个女先生见人先笑，问问题的时候，会先把本子在膝盖上摊平。


11月下旬，山里起了大雾。那天他们跟着向导去六巷一带，山路被露水打湿，溜滑得很。走到一处叫"老虎阱"的地方，王同惠脚下一滑，整个人坠下了深谷。


费孝通伸手去拽，手指只碰到了她的袖口，抓下来一颗布扣子。他急红了眼，要攀着藤条往下爬，结果自己也摔了下去，腰部重伤，动弹不得。


向导跑下山喊人，老乡们举着火把找上来，先救了费孝通。等第二天再去找王同惠时，人已经没了。从新结婚算起，刚好一百天。


费孝通被抬出瑶山，在梧州的一家医院里躺了两个月。出院后，他把王同惠的遗物收拾成一包，带回北京。


那几年，他很少提起这件事，但办公室抽屉里，一直压着那张硬皮笔记本，封面上还有王同惠写的名字。


后来，他遇到了孟吟。孟吟是医生，性子直，说话快。两人经人介绍认识，费孝通那时候已经三十二岁。


结婚前，他跟孟吟坦白了自己的过去。孟吟听完，只说了一句："我晓得了。"这个"晓得"，就是一辈子。


抗战内迁，他们去了云南。孟吟在昆明的卫生院工作，费孝通在西南联大教书。日子很苦，米不够吃，孟吟就把自己的那份匀出一半，偷偷拌在费孝通的碗里。


费孝通写那些稿子，常常在油灯下写到半夜，孟吟不识字，就坐在一旁，戴着老花镜给他缝补袜子。


有一次费孝通发烧，孟吟背着他走了三里地，去找一个西医朋友。那段路是山路，孟吟走一会儿歇一会儿，硬是没让费孝通下来说一句话。


王同惠的墓，费孝通每年都会去。1979年以后，他重新恢复工作，几乎每年出差广西，都要绕到梧州。


他不带随从，自己坐长途车去，带一束当地常见的野菊花。到了墓前，他不急着说话，先蹲下来，用手帕擦掉石碑上的泥点子，擦完把帕子叠好，塞回裤兜。


然后坐在台阶上，点一支烟，抽完才走。当地文史办的人陪他去过几次，见他只是坐着，目光落在远处的山上，半天才站起来，拍拍裤子上的灰，说一句："回吧。"



孟吟走在了前面。1997年，孟吟病重，费孝通八十七岁，天天守在病房里。孟吟临终前，拉着他的手说，她这辈子，就是跟着他，没白活。


孟吟走后，费孝通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三天没出来。再露面时，人瘦了一大圈，头发白了一半。从那以后，他书房里多了一张孟吟的照片，玻璃下面压着的。



也就是从那时候起，费孝通开始跟身边的人明确提起分葬的事。北大的档案室里，存有一份他晚年口述的记录；


广西地方文史工作者也留有笔记，说是费老亲口讲过，一个陪他上路，一个陪他走完，得分清楚。女儿费宗惠后来对采访者回忆，父亲说起这事，语气平常，就像安排明天吃什么饭。


2005年4月24日，费孝通在北京逝世。按照他的遗嘱，骨灰分作两份。一份安葬在北京，与孟吟的墓紧挨着。


另一份由专人护送至广西梧州，安放在王同惠墓侧。送骨灰去广西那天，梧州下着小雨，护送的人抱着骨灰盒，怕淋湿了，脱下自己的外套裹在上面。台阶上有青苔，他们走得很慢。



现在，两座墓隔着两千多公里，各自守着半个费孝通。北京那头的墓碑上，刻着他的名字，旁边是孟吟。


梧州这边的墓碑，挨在王同惠一侧。偶尔有去扫墓的人，会看见两块碑前都放着鲜花，也不知道是谁送的。风一吹，花瓣动一动，又静下来。


信息来源：费孝通十年祭：爱恨终归土，至死为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