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奉军镇压了郭松龄反叛后，带回去一口棺材，可是没想到，众人都被棺材里的惨烈的景象给震惊了，张作霖更是扶着棺材嚎啕大哭！
姜登选的遗骸呈现出极度挣扎扭曲的姿态。最让人毛骨悚然的，是他的双手。他十根手指的指甲已经全部外翻、磨损殆尽，指尖血肉模糊，森森白骨赫然可见。再看棺盖内侧，密密麻麻、纵横交错的，全是一道道深深刻进厚实木板里的血红抓痕。
这些痕迹无声地诉说了一个极其恐怖的事实：姜登选在被钉入棺材、埋进黄土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死。他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狭小空间里苏醒过来的。在那令人窒息的绝望中，他拼命推抠厚重的木板，活活把手指挠烂，最终在极度的痛苦与黑暗中被生生闷死。
一代名将，未能马革裹尸，反倒落得个如此憋屈惨烈的结局。
要把这桩惨案说明白，还得从奉军的内部格局说起。当年张作霖账下有五员大将，并称“五虎将”：韩麟春、李景林、张宗昌、郭松龄、姜登选。这五个人性格迥异。张宗昌粗放无度，韩麟春智谋出众，李景林多才多艺，郭松龄机敏却心胸狭隘。而姜登选，则是五人里公认的大格局之人。
姜登选出身富裕家庭，早年公费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他为人豪爽随和，重情重义，做官更是清廉至极。在那个军阀混战、将领各自中饱私囊的年代，他可以说是军界的一股清流。他治军极其严明，对部下却平易近人，在军中人缘极好。连张作霖都对他敬重有加，将其视为左膀右臂。
同为五虎将，姜登选和郭松龄在军事才能上可谓针尖对麦芒，两人的矛盾也如同冰冻三尺，由来已久。郭松龄虽然极具才干，带兵极严，但他性格有个致命弱点，那就是气量极小，容不得别人半点沙子。
两人的梁子，在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就结下了。当时，郭松龄怀疑姜登选的一名手下不听调遣，非要按军法将其正法。姜登选为人宽厚，出面极力为部下辩解。郭松龄毫不退让，压根不给姜登选留情面。最后还是少帅张学良亲自出面劝阻，才勉强保住那人一命。自此，两人表面和气，心里已经有了难以填平的隔阂。
真正让两人水火不容的，是随后的山海关大战。
那一仗，郭松龄率领第三军从正面仰攻山海关，打得异常艰苦。韩麟春和姜登选率领第一军从侧面进攻，反而率先撕开防线，传来了捷报。在战地军事会议上，张学良为了帮郭松龄一把，提议暗中调拨五个团的精锐交由郭松龄指挥，去增援侧背战场。
本来是个好意，韩麟春却半开玩笑地顺嘴调侃了郭松龄一句，大意是说这计谋好，老郭你这回也能露露脸、立个功了。
这句无心之言，瞬间戳中了郭松龄那极其脆弱且敏感的自尊心。他当场发飙，扔下一句“我从不沾别人的光，我还是从山海关正面打过去”，掉头就走。
姜登选在旁边气得直咬牙。因为郭松龄这一赌气，直接破坏了整个兵团的全盘作战计划。姜登选是个识大体的人，他对郭松龄这种把个人意气凌驾于军队大局之上的做派，打心眼里看不上。
时间拨到1925年11月22日。郭松龄在滦州突然通电倒戈，调转枪口直逼奉天。这一出“反奉”大戏，让张作霖猝不及防，奉系军阀一时间面临灭顶之灾。
事发之时，姜登选正好乘车赶赴奉天，途径滦州车站。听闻郭松龄兵变的消息，姜登选做出了一个让他丢掉性命的决定：下车去劝阻郭松龄。
随行的部下死死拦住他，苦苦哀求，深知此时的滦州已经是龙潭虎穴。可姜登选太仗义，也太天真了。他以己度人，觉得大家毕竟同袍一场，眼下奉军自相残杀，只会白白消耗自身实力，让外人得利。他坚定地认为，凭着往日的情分和国家大义，自己能说服郭松龄悬崖勒马。
他就这样连卫兵都没带几个，走进了滦州城。
结果可想而知。一进城，姜登选就被郭松龄的手下扣押了。郭松龄见到姜登选，极力劝说他一起反抗张作霖。姜登选性情刚毅，哪里听得进这种大逆不道的话，当场破口大骂，历数郭松龄叛上谋友、挑起战端的罪状。
郭松龄本就心胸狭隘，加上此时正需要杀鸡儆猴来稳固军心，新仇旧恨涌上心头。他面容冷酷，直接下达了枪决姜登选的命令。
行刑的过程仓促而草率。不知是开枪的士兵手下留情，还是子弹恰好避开了要害，姜登选倒下后，并没有立刻断气。可当时兵荒马乱，根本没人去仔细查验。士兵们将他的“尸体”草草装进一口粗糙的薄皮木棺，胡乱钉上钉子，随意掩埋在了荒郊野外。
在那个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乱世，人命如草芥。 姜登选为了顾全大局，怀揣着一份赤诚去当说客，却倒在了同僚的枪口下，更在一口暗无天日的棺材里遭受了最残酷的折磨。他这一生磊落光明，最终却没能得到一个体面的结局。历史的厚重与残忍，往往就藏在这些令人窒息的细节里，无声地警戒着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