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面对不明事理的弟弟周作人，鲁迅都懒得解释那么多了，毅然带着母亲和妻子离开了四合院，从此和弟弟再无往来！
1923年的夏天，北京八道湾胡同11号院里，一场酝酿已久的家庭风暴毫无征兆地爆发了。这天，鲁迅收到了一封信，递信的人正是他的亲弟弟周作人。信的内容极短，语气却冰冷到了极点。里面赫然写着：“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面对这封形同绝交的信，换作常人，大概早就冲到后院，揪住弟弟的衣领大声质问了。毕竟，这座有着32间大房子的四合院，是鲁迅花光了多年的积蓄，甚至卖掉了绍兴祖宅，一手操办买下来的。明明是这个家的最大功臣，如今却被当成贼一样防备，甚至被下了“逐客令”。
但鲁迅的反应出人意料。他没有暴跳如雷，也没有写几万字的文章去反驳。他太了解自己这个弟弟了。面对一个彻底被偏见和愚昧蒙蔽双眼、不明事理的人，任何解释都显得苍白无力。
当一个人连最基本的良知和常识都选择抛弃时，沉默和离开，就是最坚决的反击。
要看懂这场决裂，必须先看看鲁迅为这个家付出了多少。1919年，为了实现让全家人“同居共财”、其乐融融的乌托邦梦想，鲁迅四处奔波，到处借钱，凑足了3500块大洋买下了八道湾的宅子，又花了大力气进行改造。为了照顾弟弟周作人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鲁迅特意将后院阳光最好、最宽敞的房间留给他们一家居住，自己则和妻子朱安挤在中院背阴的屋子里。
那时候，鲁迅和周作人都有着极为丰厚的薪水。两人在教育部任职，同时还在大学兼课、拿稿费。一个月下来，兄弟俩的总收入足足有五六百块大洋。要知道，当年北京城里一个普通警察的月薪也才不过几块大洋。这笔巨款，本可以让全家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
出于对家人的绝对信任，鲁迅将每个月的工资原封不动地交给弟媳羽太信子掌管，自己连买烟的钱都要另想办法。他天真地以为，只要自己毫无保留地付出，就能换来家庭的和睦。
可惜，毫无底线的包容，往往喂大的都是贪婪的胃口。
羽太信子掌握了财政大权后，花钱如流水。这个原本在日本出身贫寒的女子，到了北京后彻底迷失在了阔太太的幻梦里。出门哪怕只有几百步路，也必须雇汽车；家里大大小小的佣人雇了十几个，甚至专门从日本请来了女佣；生了哪怕一点小病，也要花重金请日本医生上门看诊。
金山银山也经不住这样的挥霍。很快，八道湾的财政就出现了巨大的窟窿。为了填补这个无底洞，鲁迅不得不拖着病体，拼命熬夜写文章赚稿费，甚至还要厚着脸皮到处去借钱。明明是家里赚钱最多、付出最大的人，却活得像个长工，每天在焦头烂额中苦苦支撑。
当鲁迅试图对这种畸形的家庭开支进行干预时，矛盾彻底爆发了。羽太信子不仅毫不收敛，反而在周作人耳边疯狂吹枕边风，甚至编造出各种不堪入目的谎言来污蔑鲁迅。
此时的周作人，展现出了性格中极为软弱、糊涂的一面。他没有去核查家庭的账单，没有去回想哥哥多年来如父如兄的恩情，更没有思考这座宅子到底是谁买的。他像一个彻底丧失了独立思考能力的傀儡，完全站在了妻子那一边，对着自己的亲哥哥递出了最毒的绝交信。
周作人的不明事理，彻底击碎了鲁迅心中那个关于家庭的温柔梦想。有些裂痕一旦产生，就注定深不见底；有些亲人一旦暴露出自私的底色，就再也无法直视。
收到信后的鲁迅，没有去找周作人对峙。他在日记里仅仅平静地记下了一句：“下午启明来信，十一日记事”。字越少，事越大。这种平静的背后，是心死如灰的绝望。
不到一个月，鲁迅就行动了。他不想在这座充满冷暴力和算计的院子里多待一秒钟。他雇了车，带上老母亲鲁瑞，以及一直默默无闻的妻子朱安，毅然决然地搬出了八道湾，搬到了狭小破旧的砖塔胡同。
搬家那天，北京城的阳光依旧刺眼，但鲁迅的心里恐怕早已经是隆冬。自己倾尽所有建立的家，最后竟然要把自己扫地出门。他不争房产，不争家当，只求一个眼不见心不烦的清净。这种决绝，带有一种令人心碎的悲壮。
1924年6月，搬走近一年的鲁迅，因为要取回留在八道湾的几箱藏书和古董，再次踏入了这个曾经的家。谁能想到，等待他的，竟然是一场令人瞠目结舌的暴力冲突。
据史料记载，当鲁迅走进后院时，周作人和羽太信子立刻冲了出来。羽太信子破口大骂，周作人更是顺手抄起一个一尺多高的铜香炉，狠狠地向亲哥哥砸去。曾经温文尔雅的北大教授，在那一刻变成了不可理喻的暴徒。
面对这种疯狂的举动，鲁迅没有退缩。他也随手抓起一件陶器予以还击。那一刻，八道湾院子里的碎瓷片，映照着这对曾经情同手足的兄弟彻底断裂的亲情。 从此之后，两人真真正正成了形同陌路的仇人，直到鲁迅1936年逝世，两人再也没有见过面，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
1923年八道湾的那扇大门，在鲁迅身后重重地关上了。他丢掉了一座耗尽半生心血的宅院，却在广阔的天地间，赢回了一个清清白白、堂堂正正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