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冯玉祥让鹿钟麟杀掉徐树铮，鹿钟麟接到指示之后，表现的非常犹豫，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冯玉祥却说：“天塌了有柱子接着，你怕什么。”
1925年底，当时的政治格局异常复杂。段祺瑞正担任着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名义上是最高国家元首。徐树铮刚刚以“考察欧美日本各国政治专使”的身份在海外风光了一圈，大有衣锦还乡的架势，回到北京向段祺瑞述职。
在天子脚下，去杀国家元首最心腹的红人，这就等同于直接向段祺瑞宣战。鹿钟麟作为北平防务的具体负责人，十分清楚这一枪开出去会有什么后果。一旦皖系军阀彻底翻脸疯狂报复，当时的国民军未必能招架得住这种四面楚歌的局面。
既然风险如此之大，冯玉祥为何非杀徐树铮不可？这背后交织着极度深刻的公仇与私怨。
先说私怨。军阀混战的年代，人命如草芥，但有一笔血债，冯玉祥死死地记了整整七年。1918年，徐树铮为了争夺地盘、排除异己，在天津诱杀了北洋元老陆建章。当时徐树铮假意请陆建章到自己的驻地议事，连杯茶都没让人喝完，就直接在后花园把人秘密枪决了。
徐树铮这个人，恃才傲物到了极点。他在段祺瑞手下当差时，经常不把其他同僚放在眼里，甚至有时连段祺瑞的命令都敢自作主张地修改。他笃信“成大事者不拘小节”，杀陆建章时连眼睛都没眨一下。可他万万没有算到，陆建章背后那个当时还不起眼的冯玉祥，会是一条咬住猎物就绝不松口的狼。
陆建章可绝对算得上是冯玉祥的恩人。他不仅一手将冯玉祥从底层军官提拔起来，还是冯玉祥结发妻子的亲姑父。当年听闻恩公被徐树铮未经任何审判直接枪杀，冯玉祥气得睚眦欲裂，当场立誓要报此血海深仇。只是当时徐树铮权倾朝野，冯玉祥羽翼未丰，只能选择将仇恨深埋心底，继续蛰伏。这一等，就是漫长的七年。
再说公仇。1925年的中国大地，可谓是军阀割据的超级大乱斗。当时广东革命政府已经成立，南方局势风起云涌；而在北方，冯玉祥的国民军由于倾向革命，遭到了其他传统军阀的严重孤立。徐树铮此次回国，绝没有任何退休养老的打算。他频繁接触孙传芳等地方实力派，打出的旗号就是要联合奉系、直系和皖系，组建一个反冯的大同盟。
徐树铮甚至打算利用从国外采购的军火作为筹码，拉拢各方势力围剿冯玉祥。对于冯玉祥来说，徐树铮就是一个随时会引爆、且杀伤力极大的超级定时炸弹。用一句话来概括，徐树铮是在要冯玉祥的命。当私仇与公恨叠加在一起，冯玉祥下达必杀令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1925年12月29日，徐树铮在北京打点好一切，准备乘专列前往天津。他自恃有段祺瑞的庇护，而且一向狂傲自负，压根没把潜在的危险放在眼里。在他看来，国民军就算再跋扈，也不敢动他这位段祺瑞的心头肉。
得知徐树铮即将离京的消息，远在张家口的冯玉祥立刻拨通了北京鹿钟麟的电话，下达了半路截杀的死命令。
面对鹿钟麟的犹豫，冯玉祥展现出了一个乱世枭雄特有的狠辣与精明。他除了用“天塌了有柱子接着”来稳住军心之外，还极其老道地布置了一个堪称天衣无缝的“甩锅”计划。
冯玉祥深知，公然派兵截杀政敌，在舆论上实在难以交代，极容易让自己陷入众矢之的。他灵机一动，命令鹿钟麟立刻连夜派人去天津，务必把陆建章的儿子陆承武秘密接到廊坊车站。
这个安排极其毒辣且周密。只要陆承武到了现场，这场蓄谋已久的政治暗杀就可以完美包装成“替父报仇”的民间传统戏码。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在当时的社会伦理下，儿子杀仇人为父雪恨，往往能得到社会舆论的极大同情和理解。冯玉祥就是要用这层传统的道德外衣，来掩盖政治暗杀的残酷本质，顺便堵住段祺瑞和天下人的悠悠之口。
得到了顶头上司的兜底承诺，鹿钟麟不再迟疑，立刻调兵遣将，将任务交给了国民军第五师师长张之江具体布置，自己则全盘掌控局面。
12月30日凌晨两点，冬夜的寒风呼啸，滴水成冰。徐树铮的专列哐当哐当地驶入了廊坊车站。列车刚刚停稳，原本安静的铁道四周突然冲出大批全副武装的士兵，黑洞洞的枪口直接包围了这节高级车厢。
还在睡梦中的徐树铮被粗暴地拽了起来。这位曾经叱咤风云、收复外蒙的北洋悍将，做梦也没想到国民军真的敢动手。他甚至连衣服都没来得及穿戴整齐，穿着单薄的睡衣就被强行押下了火车，带到了张之江的军营里。
根本没有任何正式的审判，连多余的废话都没有给他说。随着几声清脆的枪响，45岁的徐树铮倒在了廊坊凄冷的夜色之中。
七年前，他以极其不光彩的手段，未经审判枪杀了陆建章；七年后，同样的命运闭环精准无误地落在了他自己头上。
徐树铮的死讯传回北京，段祺瑞悲痛欲绝。据当时的身边人回忆，这位在北洋政坛摸爬滚打一辈子的老帅当场痛哭流涕，如同失去了自己的左膀右臂。为了厚葬这位心腹，段祺瑞购置了最上等的棺木，将其妥善安葬。为了做戏做全套，冯玉祥果然在事后抛出了“陆承武替父报仇”的声明，硬生生把这起震惊全国的政治暗杀事件，定性为了私人恩怨，让段祺瑞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