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在看电视的年代，有一年冬天，我每天下午漫步客厅，看北欧的悬疑推理剧集，记得其中的美丽毛衣，场景(比如年老的他在她的监视下给自己挖坟墓，冰天雪地里。她说，够深了，然后把他的包和证件丢到他站着的土坑里。他请求，我想在死前看一只鸟儿。等冰天雪地里的鸟要很久的……就是这个请求，让他得到一个活下来的机会。)比如台词(兰花是一种很难养的花，但开的时候很美)……

后来读挪威的尤·奈斯博的悬疑推理系列。

今年读到挪威的达格·索尔斯塔，对我来说，他是契诃夫和A.S.拜厄特的交汇，故事是契诃夫式的，文学艺术在叙事中的正当存在、必须存在、自然存在是拜厄特式的。我个人一直喜欢拜厄特，一如我喜欢玛丽安·摩尔。她们不是“掉书袋”，是她们无法剥离已深深沉淀到生命中的元素，一如尤·斯奈博会无意中在他的小说里谈及音乐。

达格·索尔斯塔的书留给我最深印象的是“孤独”。人是会因为价值观、爱好、对世界的观念而陷入孤独中的。书有时候会是一种屏障。书有时让人越读越孤独。书会把你单独拎出来，与很多东西隔离。

摘他在书中的两段，与书有关的孤独————

*《羞涩与尊严》摘：挪威首都的法格博格中学这些沉思默想的渴求知识的人，剥夺了他们说话的能力。对他人。谈话。谈话陷入僵局。埃利亚斯·茹克拉这个社会阶层的人不再交谈。或者只是些只言片语和无关痛痒的泛泛之谈。他们基本上只是耸耸肩。是的，也许还是互相耸耸肩，一种讽刺式的心领神会。因为对话需要的公共空间已被占用了。正如俗话说的，他们在那里进行其他活动。作为局外人，你不得不宣布公共空间已被占用，你就成了“虚假的”。在“不自然”的惊讶里，你不得不说这样的空间不复存在了。不复存在。不复存在。不复存在，因此像埃利亚斯·茹克拉这样受过高等教育的老师会突然感叹：啊，不，卡西·库尔曼·菲弗可能确实得了糖尿病。这和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会有什么关联？对此我满腹狐疑。他为什么这么说？在教师办公室里高声说出来，所有的老师都能听到。他们会惊得目瞪口呆吗？不，他们没有，反而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他们也想知道，卡西·库尔曼·菲弗是否会安然无恙。一位身患糖尿病的高层政治人物。这可能不是件易事。啊，埃利亚斯·茹克拉多么渴望有人可以倾诉。啊，他多么渴望有人能打破这种局面，说点什么，哪怕只是提到生活还有更多其他的东西。他真的希望有人能在这一点上做出暗示，哪怕通过某种暗号，是的，哪怕只是某个人在教师办公室里的一次简单谈话中，突然竖起自己的食指指向天空，以这种方式表明在我们这个地区，存在一种以基督教为基础的悠久的宗教传统，人们常常这样指向天空，传说上帝和他的天使们，还有那些受祝福的人应该在那里。啊，埃利亚斯·茹克拉会紧紧地拥抱他，不管对做这个动作的人和其他人来说，这根手指多么滑稽可笑。对埃利亚斯·茹克拉来说，这会是一个充满严肃性的信号，即使裹着讽刺语言的外衣。啊，他真的腹内饥渴，他觉得自己的大脑过热了，仿佛脑膜上有一种潜在的精神炎症，随时都有可能爆发，他不再是一个神智完全清醒的人，他仿佛在等待一次发作，仿佛马上就会出现一轮剧烈的、解脱性的呕吐，就在接下来的某刻，但这并没有发生。他期待着同事里能有人表达一些别的意见，一些可能成为前奏的东西，他在他们说出的每一句话里努力寻觅挖掘，怀着世界上最美好的愿望，对一切都做出最有利的解释，准备着在可能隐晦的话语一出口的时候，就立即赶去救人，以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然后他自己也开始说话，他想，一开始的时候很可能只是嘶哑的低语。有一次这种情况出现了。突然间就这么发生了！在第一节课的上课铃声响起之前，他的一个同事走进教师办公室，说：我觉得今天我有点像汉斯·卡斯托普，我可能应该躺在被子里。埃利亚斯·茹克拉猛地一惊。他没听错吧？有人提到了汉斯·卡斯托普的名字，而且是以这种漫不经心的方式，就像顺便一提一样？托马斯·曼的小说《魔山》当中的主角汉斯·卡斯托普，被法格博格中学的一位老师随口提及，而且不是德语老师，而是一位数学老师！是的，千真万确，埃利亚斯·茹克拉在那一瞬间心里陡然一亮。这里必须补充一点，这当然不是法格博格中学的同事们第一次提到某个作家或文学作品中某个虚构人物的名字。他们提到过的作家有易卜生、奥拉夫·迪恩、谢兰等等，但都是在教育背景下发生的，是与教学有关的问题。或是有人去国家大剧院看了一场易卜生的戏剧，就会提到易卜生的名字，同时也会提及剧中的一些主要人物，以及饰演这些人物的演员的名字。但在这种情况下，这更像是在走一种程序：一个同事在剧院里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他在办公室里提到了这件事，或许另一个同事前几天去过同一家剧院，看过同一场剧目，那他也可能会提到这件事，如果之前他没有提起过的话，甚至可以听到有人对海达·高布乐或是房格尔小姐的诠释是否令人信服表达不同的意见。这些都是简短的交流，就像评论雅恩·奥托·约翰森的大胡子在电视节目《国外一览》里是不是一种干扰元素，或达恩·伯厄·阿克罗的主持风格是他自己的，还是通过对国外节目，特别是美国或英国的节目深入研究后模仿的。但那个数学老师说的话，我觉得今天我有点像汉斯·卡斯托普，这句话就不同凡响。天真自然，脱口而出。没有什么深奥的意义，只是一位数学老师感到有点轻微的发烧，所以他琢磨着今天是应该盖着被子待在家里，还是忘掉这件事，仍然去学校，因为他只是有点不舒服，不是真的病了，于是他就这样告知他的同事们，自己不是很舒服，而他这么做的时候，忽然想到自己的情况有点近似于汉斯·卡斯托普在八九百页的《魔山》中生病的状态，于是他就说了这样一句话来解释他的病情，不是为博取同情，而是用他突然想到的常见参考来描述自己的状态，于是话便溜到了舌尖：我觉得今天我有点像汉斯·卡斯托普，我可能应该躺在被子里，或许是因为他刚好正在读《魔山》这本书，也或许因为当他醒过来时有一点发烧，他就这么想了，今天我要待在家，躺在被窝里，那我就可以继续读《魔山》这本书了，然后他又改变了主意，为解释这一切，他说：我觉得今天我有点像汉斯·卡斯托普，我可能应该躺在被子里，当他这么说的时候，他的一位同事，这个五十出头的挪威语兼历史教师埃利亚斯·茹克拉开始快乐得心里发颤。是的，一阵突如其来的快活的颤栗传遍他的全身。另一个人——甚至还是他自己的同事，提到了小说中这个杜撰的人物汉斯·卡斯托普，作为对他自身日常状态的一种自然的参照！对埃利亚斯·茹克拉来说，这是学校里不可思议的一天。一整天里他都很高兴，当他站在讲台上课时，当课后走回办公室，和其他同事坐在一起时，他的心情一直很愉悦，偶尔也会偷偷瞥一眼说那句话的同事。他坐在讲桌后面，用他那令人恹恹欲睡的方式授课，他的母语文学授课依然没能突破常规，还是普通的沉重的一堂课，但他的心里一直在哼唱着：我觉得今天我有点像汉斯·卡斯托普，我觉得今天我有点像汉斯·卡斯托普，这种快乐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他用手摸了摸自己的额头，看自己今天是否也有点出汗，有点潮湿，有点发烧的迹象。在此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埃利亚斯·茹克拉密切关注这位同事，他非常愿意与他更熟悉一些。

*《第11部小说，第18本书》摘：卡米洛·何塞·塞拉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而他曾经读过他的小说《帕斯夸尔·杜阿尔特一家》。他在七年前一次书店的甩卖中买的那本书，当时只剩下最后一本了，也只有他对它感兴趣，所以他几乎没花什么钱就买下了它。在挪威，并没有太多人听说过卡米洛·何塞·塞拉，他的这本小说也只卖出了大约二百本，而且还被放到了清仓大甩卖中，而他就是那二百人里的一个。比约恩·汉森在事后对塞拉得奖的报道里看到，被采访的文学专家也没怎么读过他写的东西。但一个住在孔斯贝格的人知道他。孔斯贝格的税务官发现了这本高质量的西班牙作家创作的书，这值得一提吧？另外的那二百名读者在哪里呢？肯定有好多在我们的几个大城市里，奥斯陆、卑尔根、特隆赫姆，这二百人里面肯定有一些是懂西班牙语的，他们读了挪威语版的翻译，肯定了这本书的翻译质量。不过，如果做出一个精确的读者全景图的话，可能大家会很惊讶，在孔斯贝格这里也有一个读者。比约恩·汉森相信在挪威别的小地方也会有一些塞拉的读者的，比如在耶特许斯。耶特许斯？为什么不呢。那里也有可能会有十五名塞拉的读者的，他们会聚在一起读一些特定的小说，就像一场小型瘟疫的缩影，一场在最奇怪的地方突然暴发的秘密瘟疫，然后迅速划过那些房屋。之前不是这样的，但现在就是这样的了，比约恩·汉森兴奋地说，他非常骄傲自己入选了这二百人的秘密兄弟会——读过卡米洛·何塞·塞拉的小说《帕斯夸尔·杜阿尔特一家》的秘密兄弟会。而且，比约恩·汉森补充说，这本书是讲一个不识字的人冷血地进行谋杀的故事，是个西班牙传说，描述了西班牙骄阳似火的埃斯特雷马度拉地区和人们生活的状态。他想了想又说，这本书足够深刻，我喜欢它，特别深刻，我的意思是，它在我自己的存在中足够深刻。他说完这句话就沉默了，赫尔曼·布斯克也不知道应该说什么。他们俩肩并肩地沉默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