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为什么不监督执行变法的官吏？

“大一统”帝国的官僚体系任何监督都是没有意义的，用不了多久就会变成纯粹的摆设。

所以司马光执政后改革“免役法”的方式就是直接把选择权交给老百姓。

要么选择老老实实服役，要么花钱雇人服役。

总之就是不给官员“碰钱”的机会，结果司马光的改革甚至遭到了“旧党”官员的反对。

因为到司马光改革时，“免役钱”对于当地政府来说已经是一笔很大的收入了。

事实上，中国两千年“大一统”帝国历史中有，且只有唐帝国安史之乱后的河北三镇实现了对于官员真正有效的监督。

在河北，官员贪污是会被“杀全家”的。

时任成德节度使的田弘正就是因为大肆贪污成德镇府库的资金用于供养自己在长安的亲属，结果不仅他被杀，跟随他到成德镇赴任的300亲属族人也被成德镇军人杀的干干净净。

成德军节度田弘正御下稍宽，而冒于财贿，诛求不息。民众怨咨。
整件事情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田弘正在担任成德镇节度使之前，是担任挨着成德镇的魏博镇节度使。

在魏博，田弘正的作风和在成德镇迥异。

作为魏博节度使的田弘正全年骑马不坐人力兼舆，而且见了比自己年纪大的军人就叫“老哥”，士兵们找他借钱，他也是慷慨解囊，从不催债。

河朔军帅冒寒暑，多与士卒同，无张盖安舆之别。
以至于后来他被成德镇杀死的消息传到魏博，魏博全军还为他哭了一场。

为什么在魏博镇清正廉洁的田弘正到了成德镇就变成了大贪官了呢？

其中的奥妙就在于“大一统”。

田弘正担任魏博节度使时，包括成德镇在内的河北三镇还处于半割据状态，田弘正全族都住在魏博镇；为了保证自己不被“真·杀全家”，他装也要装的清廉。

然后在唐穆宗早期，河北三镇曾短暂取消割据归顺长安，田弘正也是在这一时期带着全族离开魏博到长安居住；然后他是被长安中枢派到成德镇担任节度使的，是标准的“帝国流官”。

田弘正自从当了“帝国流官”就像是被邪神腐化了一样，在成德镇大肆的贪污腐败；最终被忍无可忍的成德镇军人“杀了全家”。

安史之乱后的河北三镇，可以说是对官员最有效的监督了。

而且不止对官员，就连皇帝也不能出尔反尔，随意压榨。

田弘正被成德镇军人杀死的消息传到长安，大概是出于让成德镇与魏博镇同归于尽的目的，唐穆宗任命田弘正的长子田布回到魏博镇担任魏博节度使，负责对成德镇的讨伐工作。

唐穆宗对田布保证，这次平叛特别军事行动，所有开支都由长安负责，魏博只需要出兵就行，一文钱一粒米都不需要出。

结果等战争打响后没多久，长安就失言了，物资和军饷就出现了短缺。

时中人屡趣战，而度支馈饷不继，布辄以六州租赋给军。
田布无奈启用了魏博镇的“义仓”（府库）给前线军人发工资。

这下子魏博镇军人不干了。

可以给老田家和李官家卖命，但是决不允许朝廷用我的钱给我发工资。
魏博镇军人当即发动兵变，要求田布以魏博节度使的身份宣布魏博镇再次割据。

军中谤曰：“它日用兵团，粒米尽仰朝廷。今六州刮肉与镇、冀角死生，虽尚书瘠己肥国，魏人何罪？”
田布既不敢得罪魏博军人，又舍不得还在长安的家人，无奈之下只能选择自杀。

事实上，安史之乱后唐朝皇帝“出生级”操作很多，但是唯独在河北，皇帝每一次“出生级”操作都会遭到强烈反弹，以至于唐朝皇帝到后来都不敢对河北采取“出生级”操作。

同样，中唐以后长安直辖地区的节度使通常只干两件事：大肆贪污以及搜刮民财供奉皇帝。


只有河北三镇的节度使，稍微虐待民众和基层士兵，就会被立刻赶走或者杀死。

其实监督官员这种事情，永远是“民众监督”最有效，因为贪污永远都是“欺上不瞒下”的。

指望王安石从开封派出几十人甚至几百人就能监督好宋朝各地官员，那是做梦。

中唐之后唐帝国一样派出了许多纪检官员，可依然没能阻止直辖地区官员的贪腐；而长安从没有派出纪检官员的河北，却是中唐之后唐帝国官员们最为收敛，最不敢贪污的地区。

ps：送一个小彩蛋，近代粟裕将军都吐槽过，不管是什么物资，只要是官营，就比民营贵。

同样都是进口的美国卡车，私人车行的价格只有“官营”车行的1/2-1/3，而且“官营”车行的事故车更多，还不负责修理。

把粟裕将军搞的心力交瘁，上书请用刘伯承代替自己当总负责，自己做一个负责军事问题的二把手、三把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