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周作人沦为汉奸险遭枪决，胡适多方求情改判坐牢，1949年出狱后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毛主席一句话彻底改写余生。

这事说起来得往前倒八年。

1939年元旦那天上午，北平八道湾十一号周宅来了个自称是李大钊旧部的天津学生，递了张名片求见。

周作人没多想，亲自出来会客。两人刚寒暄两句，对方突然从怀里掏出手枪，对着他就是一枪。

“周先生，得罪了。”枪声跟着话音一起响起来。

第一枪偏了，打穿了门帘。第二枪正中周作人腹部，他当场捂着肚子蹲了下去。

说来也巧，那天他穿着件厚毛衣，子弹正好打在铜纽扣上，只擦破了点皮肉。

刺客见状转身就跑，巷子里乱了一阵，再没抓到人。

这一枪没要他的命，倒是要了他的胆。日军宪兵队当天就派人进了八道湾，说是保护，其实寸步不离地盯着。

没过多久，周作人接下了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差事，后来又升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替日本人管起了沦陷区的文教大权。

北大那批教授听说北平沦陷，早收拾行李南下了，他倒以家眷拖累为由留了下来。这一留，就留成了汉奸。

文人的清高，有时候经不起一颗子弹。

1945年日本投降，周作人没跑掉，被押进南京老虎桥监狱。

第二年开庭，检方摆出一摞证据，通敌叛国的罪名压得他喘不过气。

审判长当庭问他，担任督办期间替日本人推行奴化教育，可知罪。

周作人低着头，半天只说了句，留在北平是为了照顾老母幼子，并非本意附逆。

这话在法庭上没人信。按当时审汉奸案的标准，他最初被判十四年，这在同案里已经算轻的。

俞平伯几个北大旧弟子四处奔走，把周作人在北平替学校保住藏书的事整理成材料，寄到美国求胡适出面。

胡适接信没有立刻应承，只说要先核实清楚再说话。

核实之后，他以校长身份给南京高等法院去信，写明周作人沦陷期间确曾保全过北大留平的一批图书，未被日军劫走。

这封信递上去没多久，十四年改判成了十年。

枪决是躲过去了，汉奸的名声，却跟了他一辈子。

南京狱里的三年，周作人天天写诗打发日子。

1949年初解放军打过长江，国民党仓促放人，他没坐满刑期就交保出了狱，落脚上海，举目无亲，连下一顿饭在哪都没着落。

新政权眼看就要建起来了，周作人琢磨着自己别的本事没有，古希腊文、日本古典文学倒是拿得出手。

他提笔写了封五六千字的长信，托人转给周恩来，又呈到毛泽东案头，信里反复说自己愿以翻译之长为国家出力，求一条糊口的生路。

其实毛泽东认识周作人，比这封信早了三十年。

1920年前后，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常往八道湾跑，跟周作人聊新村主义，聊新文化运动。

“你这新村试验，将来真能在中国办起来？”毛泽东曾这样问过。

周作人答得也实在，说理想归理想，能不能落地还得看。

谁能想到，三十年后，登门求教的图书馆助理员成了开国领袖，被求教的周作人却成了写信求活路的阶下囚。

毛泽东看完信，只说了一句话：“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让他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

这话一出，周作人下半辈子的去处算是定了。
他回了北平，人民文学出版社按月给他发翻译稿费，只是不准用本名发表。

往后二十多年，他闭门译书，译古希腊文学，译日本古典，还写过回忆鲁迅的文字。

1939年那颗子弹卡在纽扣上，没要他的命。1949年那句“养起来”，又给了他十八年。

文章来源：《周作人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