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期

阿青把盘子擦得锃亮，举起来对着灯看。水珠滑下来，在光滑的釉面上留下一道透明的痕迹，像眼泪。后厨的蒸汽扑在他脸上，温热的，带着葱花的味道。他想起母亲的手，那双布满细碎裂口的手，也是这样举着盘子，对着昏黄的灯光，检查是否还有洗洁精的泡沫。

“干净了。”母亲总是这么说，然后把盘子放进消毒柜，发出清脆的“叮”一声。

二十年了。阿青从洗碗工做到厨师，手上的伤疤叠着伤疤，烫的、切的，像一张不断被修改的地图。他记得第一次切到手指，血滴进洗菜池，被水冲淡，变成淡粉色流走。那时候他十八岁，刚来城里，什么都怕，又什么都想要。现在三十八了，什么都不要了，又什么都怕。

阿玲是前厅的服务员，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像两枚括号，把快乐括在里面。她给他带早餐，豆浆还是烫的，用塑料袋扎着口，小心翼翼地放在调料台上。“趁热喝。”她说，然后转身去摆桌，围裙的带子在腰后系成一个蝴蝶结。

有一次她靠在厨房门口看他颠勺。火苗蹿起来，映在她眼睛里，亮晶晶的。“你真厉害，”她说，“这些菜到你手里，就活了。”

阿青没说话，只是把火关小了一点。他知道那些食材原本就是活的，青菜在田里绿着，鱼在水里游着。他只是让它们死得慢一些。

后来他们在一起了。再后来，阿青在更衣室的角落里发现了阿玲的手机，屏幕还亮着，对话框里有一个男人的头像，最新的消息是：“上次你说不是第一次，真的假的？”

阿玲的回复被键盘遮住了。阿青没有往上滑。

他没有问她。他只是在下班后走到河边，看着浑浊的河水裹着枯叶流过去。春天了，河岸上的桃花开得正好，粉白的花瓣落在水面上，转一个圈，就不见了。

他想起老家的梨树。有一年花开得特别盛，父亲说，明年怕是要少结了，花开得太尽，力气用完了。果然，第二年树上只挂着稀稀拉拉的几个果，小小的，皱皱的，像没长开的孩子。

阿青把烟掐灭在栏杆上。火星“嗤”地一声，灭了。他知道自己也是一棵开过花的树。十八岁那年，在城中村逼仄的出租屋里，和隔壁厂妹的那一次，慌乱、笨拙，甚至没看清对方的脸。那朵花开得无声无息，落得也无声无息。后来的那些，每一次都是一朵花，开在不同的枝桠上，有的被风吹走，有的被雨打落，没有一朵结成了果。

可现在他站在这里，看着春天的河水，忽然想要一棵完整的树。一棵只开一次花的树。他想要一个女孩，把所有的花期都留给他。不是因为他有多好，恰恰是因为他不够好——他只有这一点执拗的、近乎可笑的贪婪了。

阿青走回店里。阿玲正在擦桌子，弯着腰，马尾辫垂下来，发梢扫过桌面。她看见他，笑了笑：“去哪儿了？凉菜该备了。”

“嗯。”他系上围裙，打开冰箱。黄瓜、胡萝卜、海带丝，整整齐齐码在保鲜盒里。他抽出一根黄瓜，刀锋落下去，薄片卷起来，晶莹剔透，像玉。

“阿玲。”他忽然开口。

“嗯？”

“没什么。”他继续切，“明天早餐，我想吃豆腐脑，咸的。”

阿玲笑起来：“知道了，加辣加香菜，多放虾皮。”

他点点头。刀起刀落，黄瓜片一片片卷起来，排成整齐的队列。他想，也许他可以假装不知道。也许他可以等下一个春天，等另一棵树。也许他什么都不等。

窗外的桃花还在落。一片花瓣被风吹进厨房，落在案板上，粉白的，薄薄的，一碰就碎。阿青用刀尖把它拨到一边，继续切他的黄瓜。

“叮”一声，消毒柜的门开了，是阿玲在摆盘子。那些盘子一只只立着，干净、完整、白得发光，像从来没有盛过任何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