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孙玉国坐上了回辽宁的列车，他曾是解放军最年轻的高级将领，如今就要远离曾经的身份，回到久违的故乡……
1974年，仅仅33岁的孙玉国，赫然被任命为沈阳军区副司令员。三十岁出头的大军区副职，这个晋升速度在和平年代的解放军历史上，堪称绝无仅有。 走在沈阳的大街上，哪怕他刻意压低帽檐披着大衣，也会被激动的路人认出来，大家会指着他骄傲地说“看，那是英雄孙玉国”。鲜花、掌声、赞誉，把这个年轻人紧紧包围，让他一时间忘记了政治斗争的险恶。
人在高处，难免会被云雾遮住双眼。那正是一个政治运动频发、形势波谲云诡的特殊时期，一个纯粹的军人一旦被卷入复杂的政治漩涡，往往就身不由己了。因为身处高位，他不可避免地和当时一些风云人物产生了工作和政治上的交集，说了一些违心的话，办了一些随大流的事。随着1976年那场改变中国命运的政治巨变，清算的时刻到来了。
1977年，一纸停职审查的通知书，像一块从天而降的巨石，砸碎了孙玉国看似辉煌的生活。他被关在军区招待所的一个单间里，开始了漫长而煎熬的隔离审查。前一天还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大军区首长，第二天就成了失去自由的被审查对象。 这种天壤之别的落差，足以把一个正常人的精神彻底摧毁。
起初，他满心困惑，甚至有些愤怒。晚上躺在简陋的单人床上，盯着天花板，脑子里翻江倒海，全都是当年在珍宝岛上拼命的画面。连命都敢豁出去保卫国家，怎么突然就成了犯严重错误的人？送来的审查材料上，白纸黑字清晰记录着他在各种学习班上的表态发言，记录着他曾经签发过的指令。政治的账本向来算得清清楚楚，当年顺着大势做出的那些举动，如今都成了必须要承担的历史责任。
那五年的审查期，仿佛一场漫长的大雪，把他曾经的骄傲全给掩埋了。不能回家，见不到亲属，每天面对的只有写不完的交代材料和严肃的谈话。支撑他熬过那段至暗岁月的，是妻子偶尔托人捎来的信件。
1982年，对他的最终处理结果终于下达：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一切高级职务，按正团职转业地方工作。从大军区副司令员，直降到正团职，这中间差了不知道多少个级别。身边有人替他惋惜，也有人觉得能保住待遇留在体制内已经是万幸。
拿到处理决定的那一刻，孙玉国反而彻底释然了。也就有了开头提到的那一幕，他坦然坐上了那趟隆隆向前的列车。远离了权力的中心，卸下了让他不堪重负的光环和枷锁，前方的目的地是沈阳西郊的一家军办企业——中国人民解放军七四四六工厂，他的新职务是第二厂长。
坐在车厢里看着窗外广袤的东北平原，干枯的白桦树枝在寒风中摇曳，孙玉国心里比任何时候都敞亮。在生死线上和死神搏斗过，又在名利的最巅峰狠狠摔打过，能健康地活着、能继续为国家工作，比什么虚幻的头衔都强。
到工厂报到的第一天，几百号工人们都在暗暗观察这个昔日的“大首长”。在普通人的世俗眼光里，落了架的凤凰不如鸡，更何况是一个犯过政治错误被贬下来的官。大家私底下议论，以为他肯定会摆官架子，或者干脆称病消极怠工。谁知孙玉国什么豪言壮语也没说，每天早上第一个来到车间，拿起扳手和扫帚，和一线工人们一起干又脏又累的活儿。大家看他如此平易近人，毫无架子，也不再叫他什么司令、厂长，干脆亲切地喊他一声“老孙”。
当时的七四四六工厂绝对是个难啃的硬骨头。作为生产军用零部件的老厂，正面临着严重的体制转轨和效益危机。最困难的时候，厂里连工人们的工资都快发不出来了，原本的厂长又突然调走。上级为了稳住大局，一纸调令让孙玉国全面主持工作。
到了这种火烧眉毛的关键时刻，军人骨子里的那种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韧劲和担当就彻底显现出来了。 接下这个随时可能破产的烂摊子，孙玉国没喊过一句苦。为了救活这个厂子，为了让几百号工人和他们背后的家庭有饭吃，他放下了所有的尊严和身段。从东北老工业基地跑到温暖的海南岛，从地方民营企业求到部队后勤机关，四处拉订单、找销路。为了省下住宿费和赶时间，他连夜坐硬座火车，饿了就在车站吃几毛钱一碗的光板面条；为了能签下救命的合同，他给人赔笑脸、说好话，喝得胃出血也绝不退缩。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硬是让他把厂子从倒闭的悬崖边拉了回来。人心稳了，生锈的机器重新转了，工人们拖欠的工资一分不少地发下去了。看着轰隆隆运转的机床，厂里的老工人们都竖起大拇指，发自肺腑地感叹：“这老孙，到底是从战场上真刀真枪杀出来的英雄，脊梁骨就是硬！”
晚年的孙玉国，一直过着极为低调、近乎隐居的生活。他后来凭借出色的业务能力，又被调到沈阳军区后勤部经贸局担任职务，依然兢兢业业，直到九十年代末光荣退休。他极少在公众场合露面，也从不主动向外人提起当年的辉煌与落寞。如果有媒体记者辗转找到他，想要采访关于他当大官的那段风云岁月，他总是笑着摆摆手，婉言谢绝。在他看来，历史早已经翻篇，曾经的对与错、荣与辱，早就随着岁月的流逝化作了时代的一粒尘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