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秋天，上海北四川路大陆新村的弄堂口，多了一个卖香烟的小贩。这人穿件旧棉袍，靠在墙边，烟盒摆一排，眼睛却一直盯着弄堂深处那扇经常亮到后半夜的窗户。窗户后面住着鲁迅。

这个卖烟的不是小贩。据沈醉后来的回忆，执行这次监视任务的就是他本人。那年他二十一岁，手上已经有命案了。

据沈醉后来回忆，他在弄堂口蹲了整整15天。

鲁迅的生活规律得很：上午起床，下午去内山书店坐坐，晚上伏案写东西到凌晨。身边只有许广平和几岁的儿子海婴，没有保镖，没有枪。

沈醉后来在回忆录中说，他把射击距离、撤退路线都摸得清清楚楚。弄堂两头有接应，动手后从后巷撤，几分钟之内就能消失在租界的人潮里。

按专业暗杀的标准，这几乎是"新手村难度"。

但他就是没动手。

不是心软。是上面给的指令本身就是模糊的——"盯住，必要时处置"。什么算"必要"？谁来判断？那个"可以动手"的信号始终没有出现。

鲁迅不是没人护着。他常去的那家内山书店，老板是日本人内山完造。在虹口开枪，等于在日本人的地盘上动手。蔡元培是鲁迅的靠山，国民党元老，蒋介石见了他都得叫声先生。更别提鲁迅的书在欧美日本都有译本，好几个外国记者跟他有私交。

两年前（1933年6月），军统在上海暗杀了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宋庆龄公开说了一句话："如果有人因为参加民权保障同盟而被杀害，那我就是下一个。"这句话被外媒翻译成各国语言发了出去，国民政府的人权黑账又厚了一层。

杀一个鲁迅，等于同时得罪日本人、蔡元培、宋庆龄和国际舆论。这笔账，戴笠算得过来。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肺病在上海去世。弄堂口那个卖烟的人，早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