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知理》
（九十三）
汉成帝五侯擅权
西汉成帝即位后，任命舅舅阳平侯王凤[（？—公元前22年）字孝卿，东平陵人，元帝皇后王政君的兄长，嗣父爵为阳平侯。成帝即位，王凤以元舅领大司马、大将军、尚书事。最后促成了王莽篡汉。]为大司马、大将军，辅佐朝政。而后，又在同一天封王潭为平阿侯、王商为成都侯、王立为红阳侯、王根为曲阳侯、王逢时为高平侯，当时的人将他们称为“五侯”[汉成帝河平二年（公元前23年）封王凤诸弟五人同日封侯]。封五侯那天，天气骤变，黄雾弥漫。此后，王商、王根相继掌控朝中大权。王家之中，乘坐红漆车轮、彩绘车毂的高官多达二十五人，他们分别占据朝廷要职，朝中重要官员几乎都出自其门下。那些行贿送礼之人，从四面八方涌向他们的府邸，五侯竞相攀比奢华。他们大肆修建宅第，甚至像皇宫一样把台阶涂成朱红色，将门上镂刻的连环花纹涂成青色。还效仿汉武帝修筑土山渐台[汉武帝作建章宫，太液池中有渐台，高二十余丈，台址在水中故称。这是王氏模仿汉武帝所造之渐台，是僭越行为。]，如同皇帝的白虎殿一般，甚至打穿城墙，把澧水引入自家宅第。群臣和百姓多次上书，称王家权势过于强盛，成帝却置若罔闻。如此一来，王氏一家愈发骄横跋扈。后来，新都侯王莽[（公元前45年—公元23年）字巨君，元帝后王政君之侄，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封新都侯，平帝即位，王莽复任大司马、总揽朝政。元始五年，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新”，托古改制，更始元年农民起义军入长安，被商人杜吴所杀。]篡夺汉朝江山，自立为帝。
君主对待外戚，本应施以恩泽，却不应给予权力。若外戚不幸犯罪，也应依法惩处。汉文帝因其妻弟窦广国贤能，却不肯任用；诛杀有罪的舅舅薄昭，毫不手软，后世皆称其圣明。成帝不考虑祖宗的谋略，让诸位舅舅轮流执掌国政，其子弟也身居要职。他们骄纵违法，成帝却一概不过问，最终酿成篡逆之祸，这难道不是千古的教训吗？君主若想保全外戚家族，只需厚加赏赐，而不要让他们干预朝政，如此富贵便可长久维持！
汉成帝时期五侯擅权的故事，宛如一面镜子，清晰映照出权力失衡与君主失察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此后的历史长河中，诸多朝代都能见到类似的情形。
唐朝时期，杨国忠凭借杨贵妃得宠，权势滔天。他身兼多职，结党营私，大肆敛财，把朝廷搞得乌烟瘴气。安禄山以“清君侧”为名起兵叛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杨国忠专权的不满。这场安史之乱让大唐盛世急转直下，陷入了长达八年的动荡，国家元气大伤，昔日的繁荣景象一去不返。
宋朝时，章惇在宋哲宗朝大权独揽。他大肆打压政敌，推行“绍述”之政，使得朝廷内部党争不断，政治生态遭到严重破坏。尽管宋朝在经济和文化上有着辉煌成就，但这种内部斗争极大地消耗了国家的力量，为后来的靖康之耻埋下了隐患。
这些历史事件都警示着后世，君主对于外戚或权臣的任用必须慎之又慎。权力一旦过度集中且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衡，就如同脱缰的野马，会给国家和百姓带来巨大的灾难。
要避免类似汉成帝时五侯擅权的悲剧重演，关键在于建立健全的权力制衡机制和完善的制度。君主不应将过多的权力赋予某一个人或某一个家族，而应让权力在不同部门和阶层之间相互制约。
在现代社会，民主制度和法治建设就是最好的权力制衡手段。通过选举产生的政府官员，受到议会、司法等多方面的监督和制约。任何权力的滥用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和舆论的谴责。
同时，道德教育和文化建设也必不可少。无论是古代的君主还是现代的领导者，都应该具备良好的品德和责任感，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权力的腐败和滥用，让国家走上长治久安的道路。
汉成帝五侯擅权的历史教训，犹如警钟长鸣，时刻提醒着我们要重视权力的合理分配和有效监督，以史为鉴，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