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0精兵日夜驰援，崇祯给的见面礼是每人半两白银，还不够买一斤粮食。

1644年三月，李自成大顺军兵临北京城下。天下勤王诏书发出，真正赶到的，只有居庸关总兵唐通带着8000人。唐通三月初六抵京，崇祯在宫中接见，命他开往居庸关守备。赏银的单子随即下来：唐通本人40两，8000官兵每人五钱。

五钱，半两白银。8000人加起来约4000两。

这支军队吃了什么？晚饭没有着落，住宿没有安排，户部补了一个月的口粮算是勉强交差。崇祯还派了太监杜之秩随军监军。唐通当场发怒，说出那句话："皇上太师我，伯我，又以内官节制反上我，是我不敌一奴才也。"日夜驰援来的将领，到头来连个监军内官的面子都没有。

九天之后，唐通在居庸关开城投降。

很多人把这件事写成崇祯"吝啬"，但真正让人寒心的，是对比另一边的账本。李自成招降吴三桂，随手拿出黄金一千两、白银一万两、锦缎一千匹，还给关宁军另行犒师白银四万两，附赠父子封侯的承诺。同样是招募武将，大顺军拿出的是体面，大明能给的是半两。

问题不是崇祯不愿给，而是他根本没有可以给的钱。

明朝末年财政已经到了字面意义上的破产。为了填补辽东战事的窟窿，朝廷连续加派辽饷、剿饷、练饷，三项合计每年近两千万两，压在本已凋零的税基上。崇祯十五年向百官募捐，结果只凑到约二十万两。外戚周奎，皇帝岳父，捐了三千两。

国库里确实没有钱了。

但这个"没钱"本身，才是真正值得追问的地方。宗室人口繁衍到十万余人，全部靠国家供养，仅宗室俸禄一项在万历年间就吃掉财政收入的三到五成。藩王封地横跨数省，河南周王府的岁粮就占全省税粮近四成，这些钱一分不进国库。土地兼并让可征税的耕地从八亿亩萎缩到三亿六千万亩，国家收的税越来越少，养的嘴越来越多。到了崇祯手里，这个烂摊子已经积了两百年。

更要命的是，崇祯还在一道一道地用错力气。

1643年，李自成攻势正盛，孙传庭在陕西用新募之兵拼凑出一支军队，一再上书请求缓战，说兵刚招，不堪用。崇祯不听，严令出潼关迎击。五月出战，十月潼关陷落，孙传庭战死。《明史》留下那句话："传庭死，而明亡矣。"这支本可以守住陕西、切断李自成东进之路的军队，被催着打光了。崇祯甚至怀疑孙传庭诈死，连追赠荫封都没给。

北京城内，形势同样无可挽回。京师三大营理论上有兵员数万，到崇祯十七年实际堪战者"不及十分之一"。1643年到1644年北京城内鼠疫大爆发，守城士兵鸠形鹄面，连站上城墙都是勉强。李自成大军压境时，三大营在城外溃散，一部分人掉转炮口轰击北京，守城的最后几千人里，连太监都被拉上城墙补数。城上炮手连铅丸都没有，放的是空炮。

三月十五日，唐通在居庸关投降，北京外围门户洞开。三月十八日外城陷落，三月十九日，崇祯在煤山自缢。

李自成进皇宫后搜出的大量金银，学界研究认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追赃助饷所得，并非崇祯私藏的内帑。崇祯到死，手里真正能动用的钱并不多，而他用来换一支军队效忠的本钱，是每人半两白银。唐通带着8000人跑来，每人分到的这点钱，不够活命，也不够死战。

这不是一个皇帝的性格悲剧，是一套制度在两百年后的总账。宗室吃掉了税收，土地吞掉了税基，鼠疫打垮了守军，财政压垮了军心。唐通那40两赏钱，只是这笔大账里最后一行清晰可见的数字。

从朱元璋封第一个藩王的时候起，这笔账就已经开始记了。